摘要
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运作呈现一种地域分野的东、西格局。这一格局肇始于新莽时期东方灾荒对西方的冲击，关中出现“东方圣人受命”的谣言。崛起于关东的刘秀集团顺应谣言，围绕谶纬的“卯金出轸”和“东都洛邑”,编织“东帝”说。前汉遗臣“长安系士人”流寓于更始帝及陇蜀诸西方政权，在重建旧汉与另立新汉之间摇摆，一度支持隗嚣“西伯”和公孙述“白帝”诸西方受命说，最终以刘氏尧后论融入洛阳新汉朝。立足于东方或西方，能理出不同的天命承续线索。本文从东西格局入手，考察两汉之际合法性建构的复杂历程，揭示其时从复汉、易姓到新汉的舆论演变轨迹，此为东汉前期“创革”与“中兴”的合法性争议的前奏。
作者简介
王尔，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两汉政治文化史。
东汉光武帝刘秀早年经历了南阳起兵、归依更始汉朝到自立于河北的过程。建武元年（25）称帝于河北鄗城以后，刘秀专心经营函谷关、武关以东之地，以洛阳为中心建朝立制，四面征伐，形成以东方为根据地、先东后西、以东制西的战术策略，先后与关中赤眉、陇西隗嚣、巴蜀公孙述三大西方势力相较量。这一过程中，“东西格局”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文化线索，牵动着新莽末年至东汉成立时期的集团分际、政局走势及不同的合法性观念建构诸问题，值得深究。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