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存史料中看到的十六国，是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润饰和过滤之后的“史相”。崔鸿以著有国史为选择标准编纂《十六国春秋》，注定入选的都是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十六国的国史撰述本身，已经通过种种手法塑造其君主和政权的华夏正统形象，比如它们将君主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且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又通过“模式化叙述”，巧妙地将十六国历史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史书呈现出的十六国的“史相”，既是与史实有别的假象，也折射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年01期
一“十六国”及其华夏化“史相”的反思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了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正如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学者一般从族群的视角去把握此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继兴盛与扩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图景。因为族群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体行动者，所以族群间的融合，如汉化、胡化、华夏化、鲜卑化等成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