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是人体的基本姿态之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第一种释义是“躺下”。“卧”通常被看作一种休息状态的表现。历史进程中的人物活动千姿百态，《史记》作为社会史论著的经典，对于历史人物的体态动作多有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记述。对于“卧”这种今人或称作“躺”“躺平”的姿势，太史公有不同的叙说。我们观察和理解历史，通过这些文字或许可以得到若干启示。
01.“高枕而卧”“安枕而卧”
张仪劝说魏王顺从强势的秦国。他说：“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史记·张仪列传》）“高枕而卧”是人体动作表现，其精神状态或者说心境，是“无忧”。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赵高提出了强化刑罚，以酷刑推行强权统治的建议：“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这里说到的“高枕肆志宠乐”，正与“二世燕居”之所谓“燕居”相一致。《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司马贞《索隐》：“燕谓闲燕之时。燕，安也。”
汉高祖刘邦派刘敬出使匈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于是提出移民的建议，“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刘敬分析了“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威胁，警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刘敬的危机意识对刘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于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汉并天下之初，刘邦曾经有意另立所宠爱的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太子刘盈的地位受到威胁，吕后恐慌，求助于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所谓“高枕而卧”，是形容悠然安闲的情形。张良提出了有效的建议，吕后得以借助四皓的影响力，使刘邦不得不感叹：“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太史公分析：“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因为吕后集团以“君安得高枕而卧乎”一语相激，使张良参与了是否“易太子”的政治继承权位的高层竞争，后来使吕太后和汉惠帝执政的局面形成。当然，张良的言行也是出自对汉王朝政治安全的考虑，与“大臣多谏争”的态度是一致的。
吕后去世，汉王朝又经历了一次政治动荡。反对吕氏集团的老臣们设法取得控制长安的军事指挥权，让郦寄劝说吕禄：“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说到“高枕而王千里”。
与“高枕而卧”近义，《史记》又可见“安枕而卧”。《史记·黥布列传》记述，因韩信、彭越被诛，黥布“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与黥布有私仇者贲赫举报黥布“谋反有端”，黥布“发兵反”。薛公为刘邦分析形势：“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刘邦问：“何谓下计？”薛公答道：“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还有“高枕安卧”的说法，不过未见于《史记》。《论衡·顺鼓》说到“人君高枕安卧”，依然体现了最高权力者的执政理想，往往以稳定为直接期望。《史记》虽然未见“高枕安卧”，却有“安卧”字样出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按照裴骃《集解》引徐广的解释：“董谓深藏之。一作‘堇’。”这里所说“年五十当安卧”，或可看作考察古代养生观念的史料。
02.“醉卧”史例《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起兵反秦之前的生活，“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刘邦“醉卧”时的异常，竟然使得“王媪、武负”两家放弃债权。释放押送的“徒”，乘醉斩白蛇于丰西泽中，是汉王朝建国史中的重要情节。刘邦“拔剑击斩蛇”之后，“行数里，醉，因卧”。出现“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说：“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刘邦政治威望的最初形成，是由于“醉卧”时刻发生的舆论宣传和权威造势。
孔融反对曹操的禁酒政策，论说“酒之为德”史例多种。《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融集》与操书”中，在“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之后，又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高祖”“景帝”的“醉”，也都有“醉卧”情节，在拙文《〈史记〉说“醉”》（见《月读》年第11期）中已经有所讨论，然而未及“袁盎”事。这里不妨简单说说“袁盎”的特别境遇。他的死生，竟然与“醉卧”相关。吴楚七国之乱时，太常袁盎出使吴国。吴王刘濞“欲使将”，遭到拒绝，于是“欲杀之”。刘濞“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早先袁盎任吴相时，有从史与袁盎侍女发生情爱关系。袁盎知晓后，并不表露知情，仍然“遇之如故”。有人告知从史：“君知尔与侍者通。”从者畏惧逃亡，袁盎亲自追回，以侍女赐从史，令其任职如故。此次袁盎被吴军监禁时，过去身边这位从史恰好任羁押袁盎的校尉司马，于是，“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袁盎因此逃生。故事还有“道从醉卒隧直出，司马与分背”的情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五百军士“醉卧”，使得袁盎“脱其命”的故事，在司马迁笔下与情爱恩仇相纠结，成为酒史中的趣闻。
03.军中“卧”的故事：韩信和周亚夫上文所说曾经受恩袁盎的校尉司马纵其脱逃的故事中，重要的情节是“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而“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卧”的空间背景正在“军中”。
在主将“卧”的情势下，军情发生变化的史例，有《史记·淮阴侯列传》这样的记载：“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楚汉争夺激烈，刘邦处于劣势时，晨时驰入军营，在张耳、韩信“未起”时，“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取得了军事指挥权。
有一种特殊的“军中”之“卧”，体现出安然镇定。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这样的战例：“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甚至军营中发生变乱，仍然“卧”而“不起”。“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陬，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汉文帝经细柳营考察，对周亚夫得出“嗟乎，此真将军矣”的判断（《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这位“真将军”的优异资质，通过“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仍“终卧不起”，又得以表现。
战争史资料中特殊的“卧”，有两例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当敌我力量悬殊时，为了迷惑对方，“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使得匈奴骑兵军团不敢攻击。而李广被俘，也被置于两马间“络”中：“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后人评价《李将军列传》，称“有无限景仰爱重”（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〇），“今看其传，英风如在”（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两处“卧”字，一言智谋，一言勇武，都是非常精彩的记述。
04.宫中“卧”的故事：“婉佞贵倖”“入卧后宫”之批判“卧”，是后宫生活的惯常情景。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中，“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的分析（《史记·魏公子列传》），正说明了“卧内”私爱弥漫的环境。“卧内”一语，又见于《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此所谓“出入卧内”，言关系特别亲近，但并不涉及情爱。《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所谓“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提示了“卧内”和“后宫”的关系。而上文引孔融文字所谓景帝“醉幸唐姬”，其原始记录也见于《史记》，应是通常人们理解的“卧内”“后宫”的私密生活。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宫中“卧”的故事，要提示大家注意司马迁着力记叙的“婉佞贵倖”“入卧后宫”这种比较特别的“后宫”之“卧”。
楚灵王在内乱外患交集时失去权位，狼狈流亡，以致饥困至极。司马迁的相关记述，有“饥弗能起”的情节，这是很特殊的“卧”。《史记·楚世家》写道：“灵王于是独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饷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楚灵王饥困至极，求食不得。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故鋗人”畏惧“罪及三族”的严厉处罚，也不敢“饷王从王”。楚灵王短暂休息，“枕其股而卧”，“故鋗人”也设法“逃去”。这里所谓“王因枕其股而卧”，是极度困乏的表现。衡山王太子刘爽因王后“数恶己”，“欲与乱以止其口”。于是，“王后饮，太子前为寿，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是说男女间暧昧之事，我们可以据此了解“据”其“股”“与卧”的亲昵情景。
我们还看到司马迁关于帝王与身边服务者亲近而“卧”的其他记录。
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述，刘邦“病甚”，“枕”“宦者”而“卧”，形态似乎类同楚灵王“枕”“故鋗人”“其股而卧”：“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史记·佞幸列传》写道，“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司马迁说，过去这样的情形很多，汉初就有这样的实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汉高祖时的“籍孺”，汉惠帝时的“闳孺”，都曾经“与上卧起”。汉文帝时邓通受宠。“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可知二人关系亲密异常，甚至超过父子之情。汉武帝时又有韩嫣备受宠爱。“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相爱”“愈益亲”，典型的表现就是“常与上卧起”。而关于李延年，《史记》也有“与上卧起”的记录。“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
在《史记·佞幸列传》中，司马迁三次说到“与上卧起”，足见对这种行为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