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齐梁时期，是什么导致了以诸王幕府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盛衰？——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刘宋诸王幕府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义庆文学集团。刘义庆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就是编撰书籍，尤其是编撰了像《世说新语》这样的作品，影响深远。
刘宋其他诸王幕府则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文学集团，刘宋诸王对文人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诸王对以吴歌、西曲、乐府舞曲为代表的流俗文学的喜爱，对于幕府文人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相较齐梁而论，刘宋一朝的文人，个人特色比较鲜明，这和刘宋处于皇权政治的发轫期有关系，皇族还没有取得文化上的统治地位，皇帝和诸王还不能对时代诗风产生深刻的影响。
诸王幕府文学
齐梁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竟陵王萧子良、昭明太子萧统、晋安王萧纲、湘东王萧绎为代表的文学集团。以竟陵王幕府为核心，产生了永明新体诗，以晋安王萧纲幕府为核心，产生了宫体诗的雏形，都对时代诗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陈代，诸王幕府文学衰落，使陈代文学集团只剩下陈后主的宫廷文学集团一枝独秀，诗歌的题材多聚焦于宫廷游宴，创作诗歌的时间多在上巳或者七夕这样的节日，诗歌完全沦落成为单调的享乐工具。
南朝诸王幕府文学在时间线上呈现了从平淡到兴盛，然后突然又衰落下去的特征，这其中当然有事物发展的一般性特点，但是具体来看，又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如南朝各代对待宗室诸王的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与各代皇室的文化水平有联系，其原因还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幕府文学集团不盛的成因
刘宋诸王幕府，以临川王刘义庆的幕府最为出名，然其府中文士，今日尚知姓名者，不过十余人。可见刘宋诸王幕府，还处于发轫期，僚佐之中，虽然偶有唱和，但是群体性的唱和活动，却非常少见。
刘宋诸王幕府不盛，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刘宋诸王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仅仅依靠政治上的地位，难以使士族倾服。孙楷第在《刘裕与士大夫》一文中说：“说京洛话，写得好字，作得好诗，能谈义，这四样是士大夫的装饰品，刘裕一样也不会。”
王永平、孙艳庆《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更详细论述了刘裕的书法水平很差，刘裕不懂音乐，刘裕不通清谈玄理，刘裕缺乏诗文创作的能力，刘裕在语言上“楚音未变”，指出“当时士族社会子弟讲洛阳话、善书法、能谈论、通音乐、赋诗作文等，这都是基本修养，而刘裕则无一擅长”。
萧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少年时就受业于一代儒学大师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南齐书》称其“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萧梁的开国皇帝萧衍，早年预竟陵八友之列，书法、弈棋、赋诗作文、学问，皆属上乘。与之相比，可见刘宋开国君主在文化上起点之低。
比如围棋，刘宋皇室的水平与齐梁的皇帝相比，相距甚远。宋文帝爱好围棋，和“善弈棋，棋品第三”的羊玄保对弈，而不能胜；宋明帝也爱好围棋，水平更劣，“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弈棋第二品”的萧道成和“棋登逸品”的萧衍相比，有云泥之别。比如书法，只有宋文帝“善隶书”，对于书法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曾评价王僧虔的书法，“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宋孝武帝“欲擅书名”，但真实水平有限。
在诗文创作上，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宋皇帝和诸王之中，有文集行世的有宋武帝刘裕、长沙景王刘道怜、临川烈武王刘道规、宋文帝刘义隆、江夏文献王刘义恭、衡阳王刘义季、临川王刘义庆、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建平王刘宏、宋明帝刘彧、前废帝刘子业、建平王刘景素。其中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和建平王刘宏，还以诗才著称，入《诗品》下品。
不过不好文籍、不善属文的藩王也大有人在，如彭城王刘义康“素无才学”，不知道邓禹、陆机、淮南王刘长；刘义宣“人才素短”，“涩于言论”；衡阳王刘义季“素拙书，上听使余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这些都决定了刘宋诸王在文学和文化上还不具备权威性。
刘宋诸王的文化水平相对于东晋的王谢门阀，抑或齐梁的诸王，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幕府中不受重用的高门子弟对于粗鄙的诸王颇为轻视，另一方面也导致粗鄙的诸王不重视幕府中的文士，两者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使刘宋诸王幕府较少出现高朋满座、宾主尽欢的局面。
门阀政治过渡
晋末宋初，是从东晋门阀政治过渡到南朝皇权政治的特殊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失去了煊赫的权势，但是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他们极力维护着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感。
刘宋诸王在文化上的浅薄自然使门阀士族出身的高门子弟在文化上颇为自矜，有意无意地在刘宋皇族面前显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东晋末年，刘裕掌权之初，就多次遭到士族的刁难。《宋书·郑鲜之传》记载郑鲜之对刘裕“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使刘裕惭恧，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术学，言义浅薄。
郑鲜之的外甥刘毅，则是有意在刘裕面前夸耀自己的文采，意图在文化方面倾压刘裕。刘毅在文化上优于刘裕，以此博得士望，对刘裕形成了政治威胁。郑鲜之和刘毅的例子说明立国之初的刘宋皇室在文化上的劣势。
到了元嘉年间，士族对于刘宋皇族文化水平不高的缺点，仍然难必切至，未尝宽假。如袁淑，曾任司徒祭酒，袁淑明知彭城王刘义康素无才学，在回答问题时故意多用典故，使刘义康暴露其不读书的浅陋一面。据《南史·彭城王刘义康传》记载：“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也。’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这无疑使不学无术的刘义康十分狼狈。
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宋文帝欲闻之，屡讽以微旨，范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当然刘宋皇族也试图在文化上建立自己的地位，但是结果欠佳，有时甚至沦为笑柄。如宋孝武帝爱好书法、文章，沽名钓誉水平却未臻一流，《南齐书·王僧虔传》记载：“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拙笔书，以此见容。”
《南史·鲍照传》记载：“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王僧虔是书法名家，鲍照是刘宋的大诗人之一，宋孝武帝的书法和诗歌创作水平远不能与这两人相提并论，只是靠着皇权威势，使士族文人在文化上臣服。
再如宋明帝好围棋，《南史·虞愿传》卷七十记载：“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史书对于宋明帝棋品的评价是“甚拙，去格七八道”，可见其水平之低劣。这些都表明刘宋皇族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在文化上，还没有得到文化士族的认同。
幕府文士在文化上的自矜，自然使掌握朝廷和地方军政大权的诸王不满，刘宋诸王也会在政治上打压恃才傲物的文士。诸王对于文士政治上的打压，尤以元嘉年间长期掌权的彭城王刘义康最为典型。
刘义康自元嘉六年正月，为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入朝辅政，至元嘉十七年十月，外放为江州刺史，秉政达十二年之久，是元嘉中前期政治上最煊赫的一个诸王幕府，期间很多文士都在其司徒府中任职，却没有形成一个繁盛的文学集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刘义康素无术学，且不好文事，对待通晓文义者甚薄，那些恃才傲物的文人，难以与之契合。著名文士袁淑、范晔、颜延之、谢灵运都曾遭到刘义康政治上的打压。如袁淑，刘义康对他“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又因其不愿意依附刘湛，最终刘义康、刘湛以袁淑久疾将其免官，直到元嘉十六年，刘义庆任卫将军、江州刺史时，请他为卫军谘议参军，才重新出来做官。
结语
总的来说，对于朝廷中的文士，刘义康也毫无惜才之心。比如范晔，早年就跟随刘义康，任其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是其军府旧臣，后来又任刘义康司徒府从事中郎，元嘉九年冬，因事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直到后来范晔出任始兴王刘浚的后军长史，才重新占据仕途发展中的要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