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州地处长江中游交通枢纽，扼守于荆扬二州之间的咽喉要道，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
同时郢州南北皆有山脉为其天然屏障，而鄂东沿江平原湖泊众多，水网密布不利于陆路交通。
所以郢州地区是以江汉水系为核心的水路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而郢州之州郡治所皆临江汉二水沿岸要道而建，同时州郡主城周边往往建有各类子城互为犄角，从而使得郢州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沿江军事防御体系。
01郢州整体军事防御体系构成
南朝时期，南方政权对北方政权基本上采取以守为主以攻为辅的防御战略，利用南方的水道纵横以舟师水战来抵御北方的骑兵陆战。
郢州政区的变迁在南朝时期变化较大。宋、齐、梁、陈四朝时期的郢州政区整体上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所以要讨论郢州的军事防御体系自然不能按照郢州政区的划分来讨论，而是必须按照南朝时期郢州都督区的划分来探讨。
刘宋时期，郢州都督区除统辖本州外，往往还有西阳、义阳（今河南信阳）二郡。萧齐时期，郢州都督区则是统辖郢、司二州，义阳郡本为司州治所，郢州都督既统义阳，即无异于兼统司州，是名异实同，督区其实未变。
萧梁时期，郢州都督区基本上依然是统辖郢、司二州，偶有扩张但仍以郢、司二州为主。陈朝时期，因江北之地尽没于北朝，郢州政区大为缩小，郢州都督区也仅限于江南之地，其都督区主要以郢、巴、武三州为核心。
郢州的军事防御体系，其防御目标分为两点。其一，防御北方政权南侵江淮；其二，阻挡雍荆方镇东下扬州。那么针对不同的战略防御目标，郢州都督区的战略防御线的划分与功能也不尽相同。
义阳郡乃淮西重镇，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梁论》曰：义阳之地，外通淮汴内连荆扬，彼此津要，行师之道,。义阳存则寿阳可复，寿阳复则两淮可守。
义阳失则非绝两淮南望之意，抑亦为建康后日之忧。竟陵、西阳二郡则南借江汉水系之便利，北凭桐柏山、大别山为屏障，进可支援义阳，退可据险而守。
守江防线，郢州对北防御的第二道防线，以江夏郡为核心，以武昌、巴陵二郡为依托构成第二道防御线。
江夏郡治所夏口，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口自古为江津要道，《南齐书·州郡志》曰：“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涢、沔，……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
武昌郡则更是江防重镇，东吴孙权曾在此立都，亲自坐镇武昌防范曹魏南下，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江夏、武昌二郡皆临江而置，而且两地相近水路交通便利，面对北方来犯之敌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犄角之势。巴陵郡地处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虽为江夏、武昌二郡之上游但是地势偏南，往往不会成为北方政权南下的首要攻击目标。
但是，巴陵郡是荆、郢、湘三州的交通枢纽，西上可联络荆襄之援军，南下可转运湘州之钱粮，东进可支援江夏、武昌。巴陵郡能够成为江夏、武昌二郡的后方依托，从而构成体系完善的长江防御线。
其二，对内的江汉防线。“荆扬之争”是东晋南朝时期难以绕开的痼疾，郢州设立的初衷本就是针对“荆扬之争”的“分荆”之策。
那么郢州的对内防御目标，毫无疑问就是荆州方镇，后又因历代“强雍弱荆”政策的影响，使得雍州迅速崛起，郢州的防御目标由此进一步扩大为雍荆方镇。
郢州对内的江汉防线主要是以江夏郡为核心，以巴陵、武昌二郡为依托构成的防御线。雍荆二州企图东下扬州夺取中央政权，必然顺长江水道东进，东进水路无外乎两条。其一，自江陵走长江水道至巴陵、夏口、武昌；其二，自江陵走汉水水道至夏口、武昌。
历次“荆扬之争”多是走第二条路线，夏口自然成为郢州江汉防线的核心防区。夏口地区水网密布，湖泊众多，除去汉水汇入长江的入水口外，还有大量的分支河道水口。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汉魏时期夏口地区水口有：沌水口、沔水口、汉水口、湖水口、滠水口、龙骧水口、武水口、樊水口、杨桂水口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夏口城建于黄鹄矶（今武昌蛇山）正对沔水口。
同时与夏口城隔江相对的，还有鲁山城与月城等子城。鲁山城建于鲁山（今汉阳龟山）之上，北临沔水（今汉水）东接长江。
月城位于鲁山西北坡，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却月故城，在县北三里，刘表将黄祖所守处。”鲁山城与月城皆与夏口城隔江相对，是夏口城军事防御的重要军事堡垒。
在夏口城周边水口要地还分布着众多城垒要塞，例如沌水口附近的沌阳城、汉水附近的马骑城与汉口城、滠水口附近的滠口城、龙骧水口、武水口附近的武城。
以夏口城主城为核心，鲁山城、月城等子城为辅助，形成夏口地区庞大的军事防御堡垒群。再以巴陵、武昌二郡居其左右为辅，构成了郢州整体形势上易守难攻的战略防御线。
02南朝前中期长江上下游之间的战略平衡点
“荆扬之争”始于东晋，指以荆州为主的方镇势力和以扬州为主的方镇势力，以争夺中央最高权力为目的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斗争。
自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到东晋末年的桓玄篡位，无不借助荆州方镇势力而起。对此普遍认为“荆扬之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东晋门阀政治生态恶化的结果。
随着东晋的灭亡，门阀政治也基本画上了句号，但“荆扬之争”却未完全消弭。刘宋建立后，宋武帝吸取前朝教训采取“分荆”、“弱荆”的政策，到宋文帝时进一步扩展为“强雍弱荆”之策，宋孝武帝则是“分荆置郢”。
虽然荆州在刘宋时期受到严重削弱，但是东晋南朝政权皆立国江左，荆扬二州皆为立国之根本，《宋书·宗室传》曰：“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所以荆州方镇势力在南朝时期，仍然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刘宋时期，先有刘义宣、臧质，后有沈攸之皆起兵于荆州企图夺取中央政权。齐梁时期，雍州崛起逐渐取代荆州在长江上游的战略地位，雍州方镇势力成为与扬州方镇势力争夺中央权力的主要竞争对手，“雍荆之争”取代了“荆扬之争”。
无论是“荆扬之争”还是“雍荆之争”，长江上下游之间关于中央权力的争夺贯穿于整个南朝的前中期。南朝时期长江上下游之争，本质上是雍、荆、江、扬各州之间的战略失衡，从而激化各大政治势力集团的矛盾。
郢州的设立，就是在长江上下游各州之间设立一个战略平衡点。
元嘉三十年（年）三月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此时正在都督诸州军事讨伐“西阳蛮”的武陵王刘骏，当即决定起兵讨伐刘劭，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亦起兵响应。
刘骏凭借上述军力迅速消灭刘劭，登上皇位，即是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二月（年），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荆州刺史刘义宣、兖州刺史徐遗宝联合起兵反叛。刘义宣与臧质起兵于荆、江二州，鲁爽、徐遗宝响应于淮南，其声势浩大。
据《宋书·南郡王传》载：“义宣二月十一日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义宣至寻阳，与质俱下，质为前锋。”《宋书·竟陵王传》载：“义宣举兵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
孝武帝以柳元景、王玄谟率朝廷主力于梁山（今安徽和县西梁山一带长江中）构筑防线以对抗刘义宣、臧质主力；以沈庆之征讨淮南鲁爽；以萧思话、夏侯祖欢讨伐徐遗宝；雍州刺史朱修之则在刘义宣之后牵制其大量军力。
三月夏侯祖欢攻破徐遗宝，四月沈庆之攻破鲁爽于历阳小岘。五月柳元景、王玄谟于梁山大破刘义宣、臧质主力。梁山之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六月，臧质逃入武昌后被斩，传首京师；刘义宣逃回江陵后被雍州刺史朱修之攻破，赐死于江陵。
刘义宣、臧质之乱极大刺激了孝武帝对于荆州方镇势力的忌惮，同时孝武帝也意识到江州居荆扬二州之间，乃是自东晋以来荆扬二州之间的战略缓冲地，但是荆江二州一旦同时反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是巨大的。
所以，孝武帝下定决心要在荆江二州之间建立起新的战略平衡点，以起到荆、江、扬各州之间的平衡作用。郢州设立后在上下游之争中，其军事战略意义的典型战例，就是沈攸之之乱。
宋明帝泰始五年（年），沈攸之出任郢州刺史，《宋书·沈攸之传》载：“赋敛严苦，征发无度，缮治船舸，营造器甲。
自至夏口，便有异图。”泰豫元年（年），沈攸之改镇荆州，同传载：“至荆州，政治如在夏口，营造舟甲，常如敌至。”
升明元年（）十一月沈攸之于荆州起兵反叛，沈攸之因准备多年起兵之时声势浩大，同传载：“攸之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二千。”萧道成作为当时中央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对于沈攸之的反叛早有防范。
萧道成面对坐镇荆州的沈攸之，既定战略就是以郢、雍二州前后牵制荆州，以其世子萧赜坐镇郢州后改柳世隆，同时又提拔其亲信张敬儿出镇雍州，其目的就是以雍、郢二州来夹击荆州。
升明元年十二月，沈攸之军至夏口，攸之初以夏口城小不足以攻，打算留偏师围之，然后率领主力顺江而下。柳世隆见沈攸之无意攻城，便遣军出城挑战肆意辱骂攸之，攸之大怒改计攻城。
03南朝后期南北对峙的前线
中兴二年（年）萧衍逼迫齐和帝萧宝融禅位，建立萧梁政权，史称梁武帝。梁武帝晚年笃信佛教、宽纵宗室又以皇子出镇地方使得国家危机四伏，加之昭明太子萧统早逝，储位之争进一步加剧各路宗王的矛盾。
太清元年（年）北朝大将侯景南下投梁，梁武帝不顾众臣反对欣然接纳，并使其镇守淮南。侯景乃是首鼠两端之人，其本是东魏将领因与权臣高澄不和便叛投西魏，后因宇文泰对其颇为戒备便又改投南梁。
梁武帝虽然欣赏侯景的军事才能，但是对其也是颇为提防，侯景经过数次试探梁武帝的态度后，最终决意反叛。太清元年八月侯景起兵叛乱，十月兵围建康台城，次年三月攻陷台城，不久侯景将梁武帝饿死于台城，立皇太子萧纲为帝，史称梁简文帝。
侯景叛乱之初，各路宗王便纷纷起兵勤王，但是各路宗王坐看台城沦陷而不救，反而互相攻杀争夺地盘。
太清二年（年）至承圣元年（年）在“侯景之乱”的数年之间，侯景与各方势力大肆混战军民死伤惨重，西魏、北齐也乘机南下侵占南朝大片疆土。在这数年的混战中，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以王僧辩、陈霸先为主帅最终平定了“侯景之乱”。
但是此时的南梁已经是名存实亡，梁元帝萧绎称帝于江陵，益州萧纪、广州萧勃割据一方，雍州萧詧臣服西魏，湘州王琳依附北齐。
承圣三年（年）雍州萧詧引西魏大军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擒，史称“江陵之变”。梁元帝死后，南朝政局再次动荡不安。
承圣四年（年）陈霸先与王僧辩最终因是否向北齐称臣而关系破裂，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后拥立萧方智为帝占据扬州。萧詧占据荆州自立为帝，西魏夺取雍、益二州。王琳乘机攻占郢州，占据湘、郢二州之地。
北齐尽得淮南之地，与扬州陈霸先隔江对峙。
太平二年（年）梁敬帝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陈霸先建立陈朝，史称陈武帝。陈朝初建之时实际掌控疆域狭小，江南之地割据势力林立，至陈宣帝时才逐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稳固陈朝在江南的统治。
陈文帝天嘉元年（年），陈朝击败占据湘、郢二州的王琳，郢州回到南朝中央政权手中。
但是此时的郢州，不仅其自身政区规模大为缩小，其周边的军事形势也已然大变。郢州在军事地理上的作用，也由长江上下游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开始向南北对峙前线转变。
陈朝收复郢州之时，江北之地已然尽没于西魏，郢州已经由南朝的内藩转为边镇。郢州政区也仅有江夏、武昌、上隽三郡之地，但是陈朝对郢州都督区的划分则是郢、巴、武三州。
巴、武二州原本就是在巴陵、武陵二郡基础上划分而来，所以陈朝时期的郢州，其军事统辖范围除去已然沦陷的竟陵、西阳二郡，依然保有江夏、武昌、巴陵、武陵四郡之地。
郢州在陈朝时期的军事功能，主要是作为长江中游的边防重镇，抵御来自西魏、后梁的进攻，一旦郢州有失则湘州难守，湘州不守则交广失据，所以郢州已然是陈朝西部之门户。
原属郢州都督区统辖的义阳、竟陵、西阳等北部郡县的沦陷，使得郢州北部大门洞开。萧氏后梁依附西魏占据荆州，又使得郢州西部屏障尽失。郢州江汉防线，已无前后方之分别，江夏、武昌、巴陵乃至武陵各郡皆能受到强敌的直接攻击。
郢州自“侯景之乱”以来备受战火蹂躏，已然疲敝不堪，面对如此强敌环伺的防御压力，自然是力不从心。隋文帝开皇八年（年），面对隋军南下的凌厉攻势，尽管郢州刺史荀法尚死守江夏，依然是大厦将倾孤木难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