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仕诸王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给南朝文学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首先，我们要知道，南朝诗人，鲍照从元嘉十二年冬到元嘉二十一年正月，一直在临川王刘义庆的幕府，任临川王刘义庆的国侍郎、国常侍，跟随刘义庆从荆州江陵到江州寻阳，再到南兖州广陵；刘义庆卒于建康后，元嘉二十二年春，又为徐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辟，随刘义季到彭城。
刘义季卒后，元嘉二十四年八月，又为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所辟，任职国侍郎，随始兴王刘浚出镇建康、京口、广陵；大明五年，在吴兴入临海王刘子顼幕，大明六年，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刺史，鲍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赴任荆州，泰始二年八月，鲍照卷入临海王刘子顼和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宋明帝刘彧的战乱中，为乱兵所害。
鲍照从元嘉十二年出仕，到泰始二年为乱兵所杀，仕宦三十余年，前后二十余年辗转于临川王刘义庆、衡阳王刘义季、始兴王刘浚、临海王刘子顼四位诸王的幕府，孝建、大明年间又在宋孝武帝身边担任过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
也就是说，鲍照仕途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诸王幕僚和皇室秘书工作，这种工作的性质使得刘宋皇帝、宗室对其创作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影响。
刘宋诸王的审美趣味
鲍照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辗转于刘宋诸王幕府之间，文集之中有大量诗文与刘宋诸王有关，如跟随诸王出行而创作的行旅诗《还都道中三首》《上寻阳还都道中》《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还都口号》《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山水诗《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山香炉峰》《从拜陵登京岘》《从过旧宫》，还有一些奉教之作如《代白纻舞歌辞》四首、《蒜山被始兴王命作》。
鲍照在诗歌创作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创作了一些七言乐府诗，开风气之先；二是学习民歌，创作了二十五首吴歌西曲。因此，从更深层次考察刘宋诸王对于以吴歌西曲和乐府舞曲为代表的民间流行音乐的喜爱对鲍照诗歌创作的影响，很有意义。
众所周知，刘裕出身于彭城绥舆里刘氏，东晋时期属于尚武的次等士族。相较于东晋时期的文化士族，刘宋皇室的文化素养较低浅，趣味较为鄙俗。
鲍照创作吴歌西曲的关系
鲍照一生三次献诗颂，其中鲍照献给孝武帝的《中兴歌》十首，是鲍照仕途的一次重大转折，自此鲍照由郁郁不得志的王国侍郎，转为京畿大县的县令，进而迁为太学博士，中书舍人。鲍照创作《中兴歌》的政治目的，既是为了歌功颂德，也是为了强化朝廷的中心地位，表明朝廷在礼乐文化上，远远超越了地方上的方镇诸王。
地方上有《寿阳乐》和《襄阳乐》，中央朝廷就创作《中兴歌》，朝廷和地方要在这个方面进行比较，分出优劣，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吴歌西曲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鲍照选用《中兴歌》这样的形式进行创作，而不是常见的典雅的诗歌，或者如其元嘉年间献给宋文帝的颂，说明孝武帝是非常喜欢吴歌这种形式的歌诗的。鲍照和汤惠休历来被认为是同一派的诗人，论者多以“休鲍”并称，《南齐书·文学传》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
汤惠休能够跻身仕途，也是缘于孝武帝对其诗才的欣赏。《宋书·徐湛之传》记载：“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史”。
徐湛之死于元嘉三十年的元凶之乱中，徐湛之对于汤惠休文采的欣赏，给汤惠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汤惠休能出仕做官，完全出于孝武帝对于其绮艳辞采的赏识。汤惠休今存诗十一首，《楚明妃曲》是用典雅的四言写成的，一首《赠鲍侍郎》是五言八句的古诗。
其余诗篇都是用乐府或者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的，《怨诗行》是五言乐府，《白纻歌》三首和《秋思引》都是七言诗，《江南思》和《杨花曲》三首都是民歌的形式。
汤惠休的成就虽不足与鲍照相颉颃，但他鲜明的特点，恰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共同特色，就是喜欢创作乐府诗和民歌。可见，这两人在孝建年间得到重用并不是偶然的，鲍照、汤惠休的例子说明孝武帝对于创作吴歌西曲的诗人，确实青睐有加。
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刘勰《文心雕龙》：“孝武多才，英采云构”。刘骏热衷文学创作，对于诗才突出者，不吝以官爵赏之，孝建、大明年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以孝武帝为中心的宫廷文学集团的宗尚是什么呢？我认为，大力创作吴歌、西曲这些民歌，正是这个宫廷文学集团的主要追求之一。
《南齐书·萧惠基传》记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王云熙指出，“从《萧惠基传》更可看到，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是清商新声全面取代清商旧曲的一个关键阶段，这时正是西曲大大发展繁荣、与吴声共同昌盛之时。”
刘骏及其周围的文士将原来在民间和宗室诸王幕府之中广泛流传的民歌，带进宫廷，让其进入乐府，进入主流文坛。鲍照和汤惠休仕途这两个在孝建年间得到起用的诗人，无疑反映了这种诗坛新风，即将吴歌、西曲创作带进主流文坛。而鲍照、汤惠休这一派诗人和颜延之在孝建年间的文坛上发生了论辩，正是这种诗风嬗变在文坛上的反映。
《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诗品》记载：“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颜延之是当时的诗坛大家，诗风凝炼规整，喜用典故，堆砌辞藻，代表的正是典雅的五言古诗，因此鲍照认为颜延之的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汤惠休认为颜延之的诗如“错彩镂金”。从鲍照和汤惠休的评价来看，他们更为推崇谢灵运如芙蓉出水，自然可爱的诗风，而吴歌、西曲的特点也正是清新自然。
颜延之也鄙薄汤惠休、鲍照的诗风，《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颜延之鄙薄汤惠休，认为他创作的都是“委巷中歌谣”，过于俚俗，这恰恰正是鲍照、汤惠休二人在孝建、大明文坛上“新变”的一面。
《诗品》还记载了羊曜璠的评论，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羊曜璠，即羊璿之，早年与谢惠连、何长瑜、荀雍，并称为谢灵运四友，羊曜璠认为是颜延之忌惮这种“新变”的诗风，因此贬低鲍照、汤惠休为“委巷中歌谣”。
刘宋皇室的影响
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诗坛上，在刘宋皇室的影响下，文人创作吴歌、西曲已经蔚然成风。鲍照一生对于仕途有着强烈的进取心，自然会迎合宋孝武帝和刘宋诸王的喜好。孝武帝集中有《夜听妓诗》《秋夜诗》《咏史诗》，鲍照集中也有同题的《夜听妓诗》二首、《秋夜诗》二首、《咏史诗》。
以孝武帝刘骏为代表的皇室对于吴歌西曲的喜欢，无疑会影响鲍照对于吴歌西曲的学习和创作，所以鲍照集中除了进献给孝武帝的《中兴歌》十首，还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和《幽兰》五首。鲍照的《吴歌》三首写女子在却月戍楼远望情人所在的方向，以所见长江流水的浩荡无涯比喻自己泪流之多和相思之深，是南朝民歌中最为常见的思恋主题。
《采菱歌》七首是一组西曲，梁武帝改西曲制作了《江南弄》七曲，其中就有《采莲曲》和《采菱曲》。采菱是江南地区的风俗，这七首《采菱歌》只有两首是描写美丽的景色和采菱的乐趣，剩余五首都是借景抒情，尤其是最后三首感情更为低落，充斥着美人迟暮，无人重用的悲凉。
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认为：“鲍照这七首诗，确系‘感事而作’，他的‘感事’即有感于刘劭、刘浚的密谋”。
结语
总的来说，从诗中的满腹牢骚看，这是很有可能的，这组诗歌充满着仕途失意之悲，反映了鲍照学习西曲，并能将这种创作和抒发自己的感情融合起来。刘宋皇室对于吴歌西曲的创作和欣赏，是鲍照积极接受这种新兴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鲍照最终创作了二十五首吴歌西曲，使吴歌西曲这种民间文学的创作渐趋文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