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后，北朝文学有了短暂的勃兴，但是好景不长，孝文帝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孝文帝薨逝之后，北魏政权的继任者便不再锐意改革，而是安于现状。
北魏政权在宣武帝时便出现危机，支撑文学繁荣的政治局面很快结束，北魏文学也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
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使北魏后期文学一蹶不振。《魏书·文苑传·邢昕传》说：“自孝昌（公元年）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
北朝人也同样认为自孝明帝之后，文学的荣光不复存在，士人皆追逐名利，文学被搁置一边，逐渐走向了没落。
北朝人高度认可这一时期孝文帝的改革，在孝文帝的锐意改革进程中，北魏的政治、经济各方面迅速复兴并与中原固有文明接轨，北朝人认为文学在此开始蓬勃发展，甚至形成与南方一争高下之势，同样他们也看到，在北魏后期文学失去了政治的支撑走向了没落。
南朝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接受
南北两方政权自永嘉之乱后长期对峙，就南北朝时代而言，过去的南朝在文化上一直处在上风，而经过了孝文帝改革，这一时期南朝的优势局面开始逆转。
《南齐书·魏虏传》中论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并分析双方战争的历史进程，萧子显将这一时期概述为：建武初运，獯雄南逼，豫、徐强镇，婴高城，蓄士卒，不敢与之校武。胡马蹈藉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
萧子显敏锐地把握南北民族对峙形势转折的关键时期，并通过历史撰述成功地反映了这种民族形势的演变。
实际上，自北方统一以后，拓跋魏对南方政权的压力就不断增强。齐梁相禅后，北魏又相继进犯司州、攻陷梁州。
萧子显作《南齐朽》时，拓跋魏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与前期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大相径庭，它对南方政权的影响已使南朝史家无法轻视之。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正是南北分裂局势的不断演变，北方民族政权的不断强大，推动了文学的新发展。
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南齐书》中的民族史撰述，鲜明而准确地反映出了当时民族关系的演变和时代特征，体现出南朝时期民族形势演变与史学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南朝人看来，南北对抗的均衡局势在南齐永明之后被打破，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展开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之后己处于主导地位。
事实上，南朝在军事方面自刘宋元嘉年间就被北魏压迫，在此基础上，孝文帝继承了太武帝的野心，在他即位后不断加强对南朝的军事压迫，希望能早日实现统一江南的愿望。
孝文帝对南士的重视
北魏时期有许多士人由南入北，这些南朝士人推动了北魏前期、中期的汉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流观点认为北魏孝文帝向这一群体全面学习了南朝文化，除了是自身对于文学的喜爱而言，更是因为改革需要借鉴成熟的礼乐文化等制度。
因此孝文帝对南来士人尤其重视，《南齐书·魏虏传》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南朝人的态度：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意。
甚重齐人，帝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伪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惭，出元凯为雍州刺史，俄召复职。”南朝人认为孝文帝倾慕南方文化，每次齐使者来，他都要亲自面见。
从他所说的“江南多好臣”表明，孝文帝对江南一代的学者评价是非常高的。孝文帝重视南朝文人，也是对南朝文学的认可。
南朝对北朝的影响
南朝人认为北朝的发展受到了南朝的影响，在文化习俗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和采纳。即《南齐书·魏虏传》卷五十七所载“胡风国俗，杂相糅乱”在南朝人看来，北朝人的这态度反映在文学上，是潜移默化地接受。
除了文化习俗之外，南朝人还强调北朝的制度源头来源于南方，《魏虏传》中有几条记载：“少游，安乐人。虔宫室制度，皆从其出。”、“是年（太和二十三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
根据这一则材料的记载，作为向来以正统自居的南朝人，这里体现出的对北魏的看法态度并没有随着孝文帝改革成功有所改变，礼乐文化制度及正统性的确立也难以逃脱被视为索虏的命运，南朝人不认可孝文帝改革的成果，而是将北魏制度归为南人所传。将孝文帝改革的部分成就归功于自己。
初唐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接受
初唐人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态度较南朝要宽容的多，他们大力认可了孝文帝改革后的文学发展。这一时期，在孝文帝的影响下，朝中的少数民族也在文学上多有留心，并有了一定的文学累积。
如任城王元澄，被认作是诸王中最富文采者，《北史·任城王澄传》曰：“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
任城王在孝文帝游历世受邀作陪，并能随即赋诗。同传又记其：“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才华非常突出，可以与“孝文帝”以“七言连韵”的形式进行文学比赛。
另外，元澄在与南齐摄者交流时，表现出“音韵道雅，风仪秀逸”的风格，使南齐使者庾荜“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庾荜不仅惊叹于任城王的武术，更是为其文化修养所折服。
初唐人认为，此时的北朝文学在孝文帝推行改革及实行各种汉化制度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君主还是臣僚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
这一点也得到了南朝人的认可。初唐人认为，北朝对文学的重视还体现在其外交上，选拔外交人才尤其注重其文学素养。
如元善“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元善因为对《左传》读得透彻而被选拔、“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未能对，遂拜，成礼而去。”这里则是以典籍令对手折服。
又如卢恺“神情颖悟，涉猎经史，有当世干能，颇解属文。”卢恺因涉猎广擅长写作受到重视。就南方人对北方文学的评价而言，北方作家温子升的文学成就得到了梁武帝萧衍的认可，在唐人文献里也有对温子升的记述。如后唐的笔记小说里就有“韩陵片石”之说。
《北史·李平传》又载梁武使朱异觇客，赞谐、元明之美。梁武对部下说，他十分惊异，在过去未曾有人在文学上与其旗鼓相当，不知今日这般人物源自何方。
可见当时的南方文人对于北方文学的大体情况己经有所了解，且不乏敬畏之情了。《隋书·李德林》也载：“徳林美容仪，善谈吐，齐天统中，兼中书侍郎，于宾馆受国书。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何朔之英灵也”。
可以看出，在南北朝后期，南方的学者对北方学者表示钦佩，这与他们早期的蔑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的看来，从北魏孝文帝改革至被为后期分裂，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接受，北朝人认为在孝文帝锐意改革下北朝文学得以绽放，并迅速取得可观的成绩欲与南朝争锋，只是他们也客观的认识到北魏后期文学失去了其蓬勃发展之势。
而南朝人在看到孝文帝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之下，并没有认可北方的文学。而是认为孝文帝重视南士是为了其改革，北方的礼乐文化制度有赖于南朝人的参与。
到了初唐，这一时期的人们更多地看到了改革后北朝文人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的提升，可与南方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