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与漠北之间的通道，早在秦汉时期与匈奴交往的过程中就在不断形成，历朝历代逐渐完善，便利合适的路线存留下来，不便者则被废弃。这些通道从使用上来讲可以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种，官方道路一般用于行军作战、出使往来、和亲联姻、朝贡物品等，而非官方的路线在史书中虽无记载，但一定存在，中原人因战乱不断、赋役繁重、破产流亡等原因前往突厥自然有可以到达的路线。
受制于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原与突厥以沙漠为区隔，所以这些路线并不能直达突厥的腹心地带，而前往突厥的中原普通民众也大多处于突厥控制的外围之地。不同时期中原民众前往突厥，也会考虑道路安全问题，故一般会根据形势选择适合的路线。以下主要从中原人北上和突厥人南下两方面讨论中原与漠北之间交通的可能通道，同时兼论隋炀帝北巡路线及唐“参天可汗道”。
一、从中原王朝北伐突厥看中原人的北上之路
突厥自兴起直到灭亡，一直是中原王朝北边的强大威胁，北齐、北周、隋乃至后来的唐，都曾意图以武力彻底消灭突厥。最早文献记载中原王朝对突厥的主动出击是在北齐天保四年（），齐主文宣帝高洋（—）从晋阳北攻打突厥。
此后周和突厥联合，多次攻打齐，北周保定三年（），“与突厥自北道伐齐，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出平阳，期会于晋阳”，此北道是重要的交通路线。
北周建德七年（），武帝宇文邕（—）率“诸军伐突厥，命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神举等将兵五道俱入”。关于此次北周出兵突厥的这五道文献并无具体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北周针对突厥的一次较大规模作战。
隋继北周而起，后又灭陈，中原统一，实力非之前北周与北齐可相比，在突厥多次挑衅之后，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命卫王爽为行军元帅，以八道分兵攻打突厥。
这八道分别是，一为行军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从马邑出塞；二为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攻打高宝宁；三为随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度口；四为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五为西向出兵吐谷浑，不赘述；六为隋幽州总管李崇帅步骑三千拒突厥于幽州；
七为隋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此处宁州唐时属关内道，在今甘肃宁县，距长安西北三百余里；八为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以击突厥，原州在宁州西三百里。此八道中有一道是出兵吐谷浑，其余七道均为隋军进军突厥路线。
关于此次战役，按《北史》记载隋文帝下诏后“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出塞击之。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来拒战，皆败走”。《北史》所载隋朝本次北伐将领与《通鉴》记载有很大出入，但《北史》中并未记载此次出兵的具体路线。
开皇十九年（）二月，因都蓝可汗有准备军械入侵中原的迹象，所以隋主动出击，“诏以汉王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蓝，皆取汉王节度”，此次出兵路线为三道并发，规模较开皇三年小了很多，但新增灵州道。
同年（）十月，因达头可汗（—）不断骚扰启民，隋文帝又遣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此次大军还未出塞，都蓝可汗就被部下所杀。
开皇二十年（）夏，四月，突厥达头可汗犯塞，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史万岁出马邑道以击之”，此处灵武道即前述灵州道，马邑道即朔州道。
以上即隋时对突厥发动的三次较大规模的讨伐战争，总结文献所载三次北伐进军路线为朔州道、卢龙塞、幽州道、宁州道、原州道、灵州道，这些路线并无更加详细记载，但多为官方使用当无疑。
隋末，中原政局动荡剧烈，隋朝已无力组织大规模对突厥的作战。唐立国后，武德年间高祖（—）曾计划对突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详情不得而知。
殆至太宗时期，贞观三年（），统治基本稳定，唐朝即开始了对突厥的作战，同年十一月，“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勣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通鉴》载任命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杨圣敏指出《旧唐书·李乍传》记载为“通漠道”，当无误。后高宗朝裴行俭遣兵由通漠道掩取阿史那伏念之重，如是出击突厥，通漠道似乎更为适宜。此战大获全胜，贞观四年（），唐廷以攻克突厥大赦天下。
从北周到唐，中原王朝都曾组织过对突厥的大型北伐活动，最多时曾八道出击，前述中原王朝攻打突厥之行军路线朔州道、灵州道、幽州道等，都位于长城沿线附近。
中原王朝北伐对出兵路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时中原人前往突厥的一般路线，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原人欲前往突厥，上述行军路线是较为安全与稳妥的选择。而突厥南下寇边后北返，也会将这些路线作为备选。
二、从突厥寇那边看突厥南下北归之路线选择
突厥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些物资不能自给自足，故通过南下劫掠获取所需。在这一过程中，其武力逐渐强盛，从而开始对中原进行更大规模的劫掠。又因为人口数量有限，突厥南下以掠夺物资为主，对于产出物资的中原之地并不感兴趣。
最早在梁敬帝（—）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曾假道凉州袭击吐谷浑，凉州，今甘肃武威，突厥时沿武威北之石羊河穿越沙漠进入河西走廊。
突厥寇边并附有人数记载的几次规模较大的南侵活动有：“（陈文帝）天嘉五年九月，突厥寇齐幽州，众十余万”“（陈宣帝）太建十四年，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大业十一年，戊辰，始毕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宁元年，丙寅，突厥数万众寇晋阳。”
以上是文献所载突厥几次规模较大的寇边活动，除此外，突厥还在原州、定州、忻州、朔州、兰州、灵州、蔺州、并州、平州、代州、陇州等多地抢掠吏民，几乎遍及整个中原北方边界。沙钵略时期，五可汗之兵，西自乙弗泊，东至幽州，隋西、北二边，无不被寇。
关于突厥来犯与撤回路线最著名史载也最详细的是五回道。武后圣历初（—），默啜“取赵、定所掠男女八九万悉坑之，出五回道去，所过人畜、金币、子女尽剽有之”，默啜此次劫掠，经五回道而还。
《水经注》载：“代郡广昌县东南有大岭……其南层崖刺天，积石之处，壁立直上，有五回道，下望层山，如蚁垤然”。《水经注》所载五回道的相关情况，可知五回道并非平坦的道路。
五回道是中古时期连接华北与华北地区的重要古道。一般认为，五回道开辟于北魏天兴元年（），罗新《五回道》一文中分析了唐朝时期默啜经由五回道攻击河北的相关情况。
对于南下寇边的默啜来说，五回道是进入定州平原最便捷最直接的道路，而后由五回道返回飞狐县（今河北保定），再经灵丘道退回塞北。突厥经由此道往返于突厥与中原之间，成为其不断南下寇边的主要通道之一。
除五回道外，汉文文献再无关于突厥往返路线的具体记载，但通过关于突厥停留及出现于中原边缘地区的一些记载，仍可以看到突厥寇边大概经由地。
《周书·宇文测传》中有关于突厥入寇的地点记载：“（西魏大统八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惧而遁走，委弃杂畜辎重不可胜数。自是突厥不敢复制”。连谷在隋时属胜州，后废。这次入侵并不顺利，说明不断在路线选择上进行试探，寻找最好的入侵路线，而这些路线或许都会成为中原人北上的通道。
唐并州总管刘世让在被任命为广州总管前曾对高祖李渊讲：“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可知马邑对于突厥来说，是突厥南下途中一个十分好的修养整顿、补充粮草的地方，所以突厥南掠行动，大部分会经由马邑。
早在始毕可汗于大业十一年（年）围炀帝于雁门之时，也是将随军的家眷安置在此地，所以在始毕可汗仓促离开时，隋在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两千余人。
限于资料匮乏，并不能将突厥南下入侵中原之路完全理清，但从突厥曾停留过的地方可以看出中原与北方草原之间并不是闭塞的，突厥常从中原防备较为薄弱的地方南下入侵，掠夺民众与物资，这些路线与中原王朝北伐突厥的路线可能存在重合之处，这或许也是不同时期前往突厥的中原民众所经行的路线。
三、中原与突厥和平时期使节往来及贸易路线
1.出使路线
突厥与中原有使者往来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土门可汗时期，“（西魏）大统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槃使焉”，而后“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这次往来，突厥与中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因文献并未记载使者往来路线，所以并不清楚使者出行是从哪开始的。
隋朝时期，为离间突厥内部关系，隋文帝“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诣达头，赐以狼头纛”，后又“以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之内附”。
此反间计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出伊吾道向西见达头，伊吾道为向西道与本文所涉无多，故在这里不做过多讨论；另一路出黄龙道见处罗侯（沙钵略弟处罗侯，号突利可汗）。
按《读史方舆纪要》载：“昌黎有黄龙亭。盖曹魏时，柳城为昌黎县地，后因名和龙为黄龙城。后魏为营州治。隋开皇初，遣长孙晟出黄龙道，通使于奚、霫、契丹，是也”。黄龙道是以黄龙城得名，黄龙城的前身即柳城县，在西汉始置，治今辽宁朝阳县南，为汉辽西郡都尉治所。
此次长孙晟从黄龙道出使直达奚、陀和契丹之地，借由这三个属部到达突利可汗牙帐。自此之后，隋朝与突厥使者往来增多，但关于其互使路线的记载仍很少见。
始毕可汗时期，唐初立，仍与始毕保持良好关系，高祖“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后“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礼，突厥乃还”。丰州，唐时属京畿关内道，治今内蒙古五原县南一带。
由此可知，隋朝以前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使者往来路线并无明确记载，但二者之间的互使活动则显而易见。隋时，突厥与中原交往密切，但中原使者前往突厥之地的目标，非仅限于突厥大可汗牙帐所在地。
前述长孙晟出使突厥时即从长安出发东北行，经黄龙道到达奚、斡和契丹之地，然后在向导下到达突厥东部小可汗突利可汗王帐。到了唐朝，双方往来频繁，从长安出发，经关内出塞前往突厥王帐，与隋时相比便利了很多。
武周时期，武则天（—）曾遣阎知微、田归道出使突厥册封默啜，“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这说明武周时期，中原使者出使突厥和突厥使者朝贡中原王朝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需要提及的是，通使作为中原与北方草原政权官方之间的交流手段，使者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以其他身份和方式进入北方草原之地的中原人不同，使者作为中原政权派遣至突厥汗国奉命处理对外事宜的官员，大部分使者在北方草原之地停留时间较短，自主性较小，与中原迁入草原并长期留驻于当地者有别。
但突厥与中原之间互动关系存续期间，官方使者作为中原王朝代表与其他部族间的往来又不可忽视，故下文将中原前往突厥之地的使者分为短暂出使和长期滞留两类，以与其他迁入漠北的中原人有所区别。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停留时间长短，使者作为中原王朝与其他部族间交流的桥梁作用，不可略而不计。故亦将其纳入中原人北入突厥群体的一部分，从整体上对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人北入突厥的具体过程和背景加以讨论。
2.贸易路线
突厥最早在土门时期就“始至塞上市箕絮，愿通中国”。都蓝可汗时期“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头，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而当时西域诸蕃大都到张掖与中原互市交易，突厥此次应该也是前往当地。
除此外，还存在其他沿边互市城市。大业十三年（），中原恰值王朝交替之际，始毕可汗“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可见互市地点并不单一，所以前去的路线也会发生变化。
而在第二汗国时期，由于汗国复国是对此前唐朝羁押统治反叛的结果，所以与中原王朝在贸易上几乎没有往来。《阙特勤碑》中提及“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地区，从此派遣驮队，你们将无忧无虑”。芮传明认为后突厥政权与唐关系恶化，不会与唐进行贸易往来。关于第二突厥汗国与中原王朝贸易的路线，从现有汉突文献来看仍不明确。
四、隋“御道”与唐“参天可汗道”
专为皇帝所用道路，自秦始有秦皇驰道、吴帝驰道、宋帝驰道。秦始皇（前—前）是最早修建帝王专用驰道者，他凭借国家实力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驰道除方便交通运输外，也帮助其更好的统治全国。
修建的主要驰道有东方大道、西北大道、秦楚大道、川陕大道、江南新道、北方大道。其中北方大道又叫秦直道，是秦朝修建的军事交通工程。从咸阳（起点为现咸阳淳化县）到九原郡（现内蒙包头附近）。全部用黄土夯实，全长公里，主要为了抗击匈奴。
关于秦直道的最早的记载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经过长年战乱，秦驰道遗迹现已好多都不存在了。
隋时，因炀帝北巡，大业三年（）五月“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此道路从太行山（河北境内）至并州（今山西太原），为东北—西南走向。文献中所讲“以通驰道”应该就是秦始皇时曾修建的驰道之一—临晋道，此道以咸阳为中心，过黄河通山西，故称临晋道。
炀帝所修从太行山到并州（今山西太原）一线，终点就在山西，此道疏通，由长安到河北畅通无阻。同年六月，炀帝北巡到榆林郡。打算经突厥之地到涿郡（今北京）。
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召所部奚、契丹、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此御道从榆林（今陕西榆林）出发，以突厥王帐为中转，终至涿郡（今北京）。此道规模宏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是炀帝北巡重要的一条路线，与大业三年（）所修路线一样都是为了炀帝北巡所修。
唐太宗贞观时期，因东突厥汗国亡，北蕃诸部投归唐朝，并上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
唐廷在对北蕃诸部以羁縻府州安置的同时，并修建“参天可汗道”，此路从漠北直达漠南鸊鹈泉（今内蒙古潮格旗西北），沿途设诸多驿站，以补给往来行人。此通道的部分路段在草原区，此参天可汗道，自漠北鄂尔浑河上游至漠南鸊鹈泉，长约一千五百公里。
上述隋“御道”和唐参天可汗道两条道路的修建背景都是在中原王朝势强，且与北方游牧部落关系较好的前提下修建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隋御道是在长孙晟的谋划下征集北方游牧各部落及全国男丁被动修建。
彼时此道路修筑主要的意图是为了满足隋炀帝的巡幸之需，但与南巡又不同，北巡可能更多出于政治考量，如威慑北方各个民族势力；而唐参天可汗道从命名上，可以看出此条道路的开通对于北蕃诸部的意义，此是在诸酋长的主动建议下修建的，对于诸部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很大。
隋御道和唐时参天可汗道，虽然修建的动机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都象征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王朝的臣服，中原王朝通过此两条道路加强了与北方游牧政权的联系。
隋时御道连通中原与突厥可汗王帐所在，从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对双方都有很大的价值。唐参天可汗道则加强了北方游牧各部与中原的联系，对增强农牧之间的交流互通，亦影响颇深。
五、总结
由于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中原人进入突厥的路线，所以从三个角度尝试探讨中原人进入北地的通道。首先从中原角度出发，以中原发兵北伐突厥的路线探索中原人北进的可能路线；然后以突厥南下掠夺北返的方向入手，探究突厥人返回突厥是否与中原人北上为同一路线。
此外还有出使、通商贸易路线，相关记载也较为匮乏。最后，探讨当时两条最著名的官修道路，虽因最初为隋唐不同皇帝御用而获专名，但实际上部分线路应有很多重合。这些道路的开通和频繁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漠北与中原之间的沟通，为增进彼此相互了解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