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胡宝国著，中华书局年1月版，页，66.00元
古代政权的诞生，总要伴随权诈血腥，对相关史事的叙述，则常有讳莫如深和绘声绘色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在西晋永嘉之乱、衣冠渡江之初，王导建议启动修史工程，以追记“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的伟业。还是王导，在明帝问晋何以得天下时，却拿司马懿诛夷名族、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作答，把明帝吓得“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可见西晋的创业史，也同样自带两种切入方式。不过常理来说，所谓讳莫如深者，是官修本朝史的品格；所谓绘声绘色者，是野史小说家的路数。但西晋创业史在这一点上，却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
一
两晋官修史事业都起步于开国之前，最终的结果却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开端和结局，都不寻常。
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应璩很快受诏典著作。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又有王沈受诏典著作。这两次史官任命都发生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点上，其选员对司马氏而言，则一个是政敌的异见者，一个已是己方亲信。这说明在推进魏晋革命进程的同时，司马氏也对历史将如何书写这一进程保有高度敏感，并作了具体的干预。王沈最终修成的《魏书》，今虽不存，但其中对废曹芳事件的记载尚可见于《三国志》裴注，其立场完全是司马氏的。因此可以说，曹魏末年的国史修撰，名义上是魏修魏史，实质上已经是晋修晋史了，西晋创业史的初步形态，就在官修《魏书》中。
西晋建国后，修《晋书》就提上了日程。《晋书》在起年问题上纠缠了很久，最终确定取泰始元年（）。《晋书》体例的确定，可能导致《魏书》要作对应的增改，所以到元康年间，史官还在同时“草魏、晋纪传”。总之，在中朝，西晋创业史是通过《魏书》《晋书》联合完成的。但《晋书》只完成到三祖纪，就被动乱打断，而三祖纪并各种记注，亦在永嘉之乱中下落不明。
因此建兴年间（-），有人出于对“旧事荡灭”的焦虑，倡议坐镇建康的司马睿重修国史，但当时江左草创，司马睿无暇顾及于此。不过到了建武元年（）十一月，经王导提议，江左设置了史官，至少在形式上做出重修中朝史的姿态了。江左对修史态度的转变，应该和时局的变化有关。本年晋愍帝被俘，帝位虚悬；南阳王司马保控据秦州，颇有号召力；而司马睿自保东南，正在为登基作全面准备。在这么一个“三家分晋”的非常时期，江左突然关心起修中朝史、修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恐怕是意识到晋史在兹，能营造一种晋统不绝而在兹的效果，这正是当时司马睿、王导迫切希望天下州县和各路割据看到的。
所以与西晋不同，东晋修史的起点，不在曲护篡杀，而在自明统绪。换言之，对于修史，中朝要的是史，江左要的是修。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