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最感兴趣、谈论最多的历史文物非传国玉玺莫属。这枚象征着古代皇权的玉玺，随着每次朝代的更迭，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历代对皇权的你争我夺，也使得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大地两千余年，忽隐忽现，最终销声匿迹于历史之中，杳无踪影，令人叹息。
传国玉玺，简称“传国玺”，据传是秦代丞相李斯奉始皇帝之命制作的一方皇帝的印玺。始皇帝的初衷或许只是把其作为一块具有纪念意义的玉玺，然而后世却为这块玉玺了“君权神授”的政治意义。
关于传国玺的材质，最早的记载是由蓝田玉制作而成。东汉初期学者卫宏在其《汉旧仪》中记载：“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南北朝时期南朝齐人纪僧真撰写的《玉玺谱》中记载：“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南朝梁人沈约在《宋书.礼志》中记载：“初，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录相互佐证，说明传国玺的材质就是蓝田玉。
后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传国玺是由和氏璧所刻制。第一个提出此说法的是北魏时期的崔浩，他在《汉纪音义》中写道：“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此种说法已被后世历代的学者所否定。
关于传国玺上面所刻印文，后世流传有四个版本，分别是东汉卫宏的《汉旧仪》、三国韦曜的《吴书》、南朝齐纪僧真的《玉玺谱》中记载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东汉末年应劭的《汉官仪》、三国西晋时期皇甫谧的《历代帝王世纪》中记载的“受命于天，即寿且康”；东晋孙盛的《晋阳秋》中记载“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南朝宋徐广、南朝齐梁沈约的《宋书.礼志》记录“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四个版本究竟孰是孰非？
第一个版本中，卫宏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近臣，是皇帝钦命的议郎，他是有机会见到传国玺的。而《吴书》属于三国东吴的官方史书，当年孙坚获取传国玺交给吴夫人保管，吴国是有人见过传国玺的。所以这一版本是最可信的。
第二版本的应劭是东汉末年的人，他官至泰山郡太守，后又投奔袁绍。他一生都没能进入汉朝中枢，也就没机会见皇帝，更别提见过传国玺了。而皇甫谧生活在魏晋时期，一生从未入朝为官，自然也就不会见到传国玺。所以从可信度上来讲，不如第一版本。
第三版本的孙盛和第四版本的徐广、沈约都是生活在东晋南朝时期，从年代上来说距离更远，其可信度就更差了。
所以秦始皇的传国玺所刻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正确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皇帝）受上天的任命，（所以）必然国运长寿、永久、昌盛。另外，秦汉时期印章用字是以篆书为主，据宋代人推测，传国玺上的字体为虫鱼篆，而辽代人的著作中记录的却是鱼鸟篆。
秦始皇的传国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也是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证凭。
秦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传国玉玺在历史上的记载，既有传说，也有真实。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投降，“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这段记载中，子婴封存的皇帝玉玺中就包括了“传国玺”。但是这方玉玺在当时还不叫做“传国玺”，在子婴的口中称为“始皇玺”，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始皇玺”改称为“汉传国玺”。秦始皇做此玉玺，本以为大秦王朝能够传承万世，没成想二世而终，之后传给大汉王朝，传国玉玺完成了第一次“传国”。
西汉末年，王莽要扶持孺子刘婴做傀儡，时孺子刘婴年幼，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太皇太后王政君处。王莽于是派自己的堂弟王舜去找自己的姑姑王政君索要传国玺。尽管王政君非常愤怒，但是惧于王莽的威胁，又不能不给，愤而将玉玺仍在地上，据说传国玺因此被磕掉了一个角。从东汉卫宏在《汉旧仪》的记载来看，他提到“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三国的韦曜《吴书》中也记载，说孙坚捡到的传国玺“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所以王政君摔坏传国玺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做任何的修补。
王莽篡位，兵败被杀后，传国玺被禁卫军校尉公宾所得，最后被献给更始帝刘玄。后来赤眉军杀了刘玄，立刘盆子为帝，传国玺又归了刘盆子。汉光武帝刘秀手下名将冯异平定关中，消灭赤眉军，获得传国玺并献给刘秀。至此，传国玺开始了东汉王朝的传承之旅。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十常侍作乱，杀死了大将军何进，少帝和陈留王出宫避难，仓促间来不及携带玉玺。回宫后，传国玺不知所踪。后来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城，带着汉献帝迁往长安。这是传国玺历史上第一次下落不明。
参与讨伐董卓的东吴孙坚带兵进驻洛阳废墟，打扫祭祀汉室宗庙，发现一口井里冒出五色光芒。孙坚派人到井里打捞，见一投井自尽的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传国玺交由其妻吴氏保管。
孙坚死后，想要僭位称帝的袁术绑架了孙坚妻子吴氏，索要走了传国玺并称帝。袁术败亡后，荆州刺史徐璆携传国玺至许昌，当时曹操挟汉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以重归汉室。
曹丕篡汉，汉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关于曹丕刻字于传国玺上这件事，最早记录在《辽史》中，此时距曹丕时代已经过去多年，可信度大打折扣。其他的正史中没有关于曹丕传国玺刻字的记载，所以曹丕刻字于传国玺这件事存疑。
司马炎仿照曹丕篡汉的模式，篡了曹魏政权，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西晋永嘉之乱，匈奴人刘渊建立前赵政权，其子刘聪率军南下，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传国玺被前赵政权获得。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
后来前赵内乱，最后一个皇帝刘曜酒后驾马而死，其太子献传国玺给后赵的石勒，石勒又在传国玺的侧面刻上了“天命石氏”四个字。当时传国玺一直在北方政权中流传，而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由于没有传国玺，被讥讽为“白版天子”。
传国玺几经辗转又传到了武悼天王冉闵手中，冉闵被前燕的慕容儁俘获之后，他的儿子和手下将领蒋干为求乞东晋救援，被迫献出传国玺，东晋将领获得玉玺后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关于重回东晋的这方传国玺，《晋阳秋》记载，冉魏大将军蒋干送给东晋的传国玺上刻的字是：昊天之命，皇帝寿昌。这里可能是作者记录错误，从后世的各种资料来看，这里应该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当时东晋许多朝臣也认为此玺是假，因为刻字与真正的“秦传国玉玺”不符。所以推测“秦传国玺”可能已经遗失。东晋开始传承的传国玺是另外一方，不妨称其为“南朝传国玺”。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此同时，前燕的慕容儁自称冉闵的老婆向其献上传国玺，关于这块玺的特征，历史记载不明，我们暂且称这块玺为“前燕传国玺”。
前秦的苻坚灭了前燕后，得到慕容儁的“前燕传国玺”。淝水之战失败后，西燕攻入前秦京师长安，苻坚逃走，并未携带“前燕传国玺”，这方传国玺很有可能落入西燕慕容冲手里，此后这方玉玺失去记载下落不明。
东晋末年，桓玄篡晋，得到了“南朝传国玺”。因遭到北府兵将领刘裕讨伐，裹挟晋安帝西逃，兵败逃回江陵，遭西讨义军击败。桓玄余党逃到后秦，后秦姚兴声称这些人把东晋的传国玺带到了后秦；而晋安帝也逃回了建康，刘裕声称皇帝把东晋的传国玺带回来了。后来刘裕破长安灭后秦，得到了后秦说的那方传国玺，但是此方传国玺是阳文，与之前的阴文不同，显然是造假了。我们称此玺为“后秦传国玺”。其实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太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很多政权都私刻或伪造过传国玺。此时的“后秦传国玺”和“南朝传国玺”都归了东晋。
东晋政权禅让给刘宋后，南朝历代皇帝掌握的都是“南朝传国玺”，中间也多次发生因战乱而易手。南朝梁武帝时期，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死后，他的手下带着玉玺逃走，此玺后被北齐将领辛术获得，玉玺又回到了北朝的北齐。这方玉玺最有可能是“后秦传国玺”。
南朝陈霸先废梁立陈,定都建康。栖霞寺一个和尚向陈霸先献出一块传国玺，声称是侯景部下侯子鉴把玺扔到了井里，自己捞出来的。据记载这方玉玺是一直在南朝传承的“南朝传国玺”。
北魏太武帝被崔浩影响，崇信道教，下令全国灭佛。于是全国各地到处拆庙毁佛像。在拆邺城的一座庙时，从一座佛像里面发现两方传国玺。此玉玺来源不明。这个崔浩便是“传国玉玺是由和氏璧制作而成”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我们将这次发现的玉玺称为“北魏传国玺”。
北魏分裂后，北魏孝武帝将“北魏传国玺”带到了关中的长安，后来归北周所有；北齐拥有“后秦传国玺”；南朝陈留有“南朝传国玺”。此时三国各自拥有一方“传国玺”，都声称自己的“传国玺”是真的。
北周宇文邕灭了北齐后，获得了“后秦传国玺”。杨坚篡北周后，“后秦传国玺”和“北魏传国玺”归了隋朝。南朝陈叔宝被杨坚灭了后，“南朝传国玺”也被隋朝获得。至此三方传国玺都被隋朝收入囊中。隋文帝称帝第二年，把“传国玺”改称为“受命玺”。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杀死于扬州，之后宇文化及又被窦建德杀死。窦建德被李世民打败后，他的部将向李世民晋献了一方传国玺。
隋朝灭亡以后，隋炀帝的萧皇后携隋炀帝孙子杨政道及一方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直到贞观四年，唐大将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皇后与隋炀帝孙子杨政道背突厥而返归中原，当初带走的一方传国玺也回归于大唐。至此，隋统一天下时所获得的三方传国玺中的两方已经为李世民所拥有，另外一方传国玺下落不明。
唐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制作了一方“受命玺”，印文为“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唐玄宗时改名为“承天大宝”。朱温灭唐时，得到所谓的传国玺便是这一方；后唐末帝李从珂携带自焚的也是这方玉玺。至于唐太宗李世民获得的那两方隋朝的“传国玺”，则是在唐太宗之后即晦暗不明，有可能遗失于唐代中世或末叶的几次大乱之中。
后晋、后周都是自己刻制的受命宝，后晋刻的印文是“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和“皇帝神宝”；后周刻的印文是“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
北宋初年继承了北周的“皇帝神宝”和“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北宋的皇帝也都是自己刻玉玺，宋太宗制作了“承天受命之宝”，宋仁宗制作了“镇国神宝”，除此之外并未制作其他玉玺。有一个例外就是，北宋每一位皇帝即位时都要制作一方“恭膺天命之宝”玉玺，这方玉玺会在皇帝死后作为陪葬品进入陵墓，不传世。元丰年间，宋神宗才依据古制，用白玉制作了天子、皇帝六玺。
北宋时期，也有人自称捡到传国玺献给朝廷的。宋哲宗在位时，关中咸阳有个叫段义的人晋献了一方玉玺，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经蔡京等十三人鉴定，认为是“秦传国玺”。这方玉玺后被鉴定为赝品。
南宋的受命宝印文是“大宋受命，中兴之宝”，其他的基本和北宋一样。南宋末年，宋恭帝向元朝的伯颜投降，献上了玉玺，这里所献的应当是南宋皇帝自己制作的玉玺。据说伯颜将元朝太府监所藏的历代玉玺都磨去文字，作为玉料赏赐给了下属。只是武则天的玉玺因为印文刻的特别深，磨不掉，才幸免于难。
后晋被辽太宗灭了后，后晋末代皇帝献上了一方传国玺和三枚金印。后来辽国的皇帝在躲避金兵追击时，慌乱之中把这方传国玺掉落于桑干河中。这方玉玺最终被人发现，献给了元朝太师木华黎。木华黎的曾孙去世后，其妻因贫困而在大街上出售此玉玺，最终这方玉玺落入了当时的皇太后阔阔真之手。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而皆是附会、仿造之赝品。元明清时期的皇帝们，已经对传国玺没有了执念。民国之后，玉玺失踪于世，皇朝至此完结，又将中国推入了新的世纪。
历史上的传国玉玺，虽诞生于不同的时期，但是命运大同小异。“秦传国玺”失踪于两晋乱世之中；“前燕传国玺”失踪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传国玺”、“南朝传国玺”、“后秦传国玺”中的一方玉玺失踪于隋末，剩余的两方玉玺失踪于唐朝中期或末叶的战乱之中；唐朝的传国玺被李从珂携带自焚，毁于大火。唐之后历代的传国玺或失踪和被毁，流传于今的屈指可数。或许将来的某一天，那些下落不明的“传国玺”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世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