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在中国古代历朝所修的正史中，唐朝初年所修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及《晋书》《南史》《北史》和元朝后期所修《辽史》《金史》《宋史》，是在朝廷主持下的两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其修撰所得共十一部正史，近于今日所见“二十四史”的半数。从唐代史家撰成《南史》《北史》的唐高宗显庆四年（年），到元代史家撰成《宋史》的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年），前后相距约7个世纪。唐修八史是对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史的修撰或重修、改撰，元修三史是对辽宋夏金元时期辽、金、宋三朝历史的修撰，二者都是在国家统一局面下完成的。从史学角度看历史，将其两两比较，启发颇多。
唐修八史怎样看待民族关系
唐修八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唐太宗贞观十年（年）修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纪传；贞观二十二年（年）重修《晋书》完成；唐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改撰南北朝八朝正史为《南史》《北史》杀青。
武德五年（年），唐高祖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下《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由皇帝颁发的较早的修史诏书。诏书凡三百余字，包含这样几个要点：首先，指出史书的惩劝、鉴戒作用，其要义在于“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其次，指出自周、秦讫于晋、宋，“载籍备焉”，这是回顾历史撰述的成就。再次，指出自东晋以来，北方的魏、齐、周、隋，南方的梁、陈等六朝，“简牍未修，纪传咸缺”，“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叹悼，有怀撰录，实资良直”，表明了对撰修“六代史”的关切。诏书还对“六代史”的修撰人选作了安排，并强调修史原则是“务在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唐大诏令集》卷81）。
这是一篇文字简约、内容丰富的修史诏书。从时间上看，当时全国尚未安定；修史人员大多是朝廷要员，难得集中精力修史，故历数年而未果。但是，这道诏书的意义十分突出，一是对南北朝各朝历史作同等看待，都给予肯定；二是奠定了此后修史的恢宏格局。
贞观三年（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重新开始“六代史”的修撰事宜。于是，史臣们展开了一次很重要的讨论，并形成共识：“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这表明：唐太宗君臣对北齐史家魏收所撰以东魏为正统的《魏书》和隋代史家魏澹所撰以西魏为正统的《魏书》（已佚），都予以认可。这与唐高祖李渊的“修六代史诏”原则上是一致的，即认为鲜卑拓跋部贵族为主建立的北魏王朝的历史，和其他王朝的历史应作同等看待。在这种共识之下，由唐高祖提出的修“六代史”也就改为修“五代史”了，其成果便是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岑文本的《周书》，魏徵等的《隋书》。
从民族关系及相关认识来看，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与南北朝时沈约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有显著的不同。《宋书》《南齐书》涉及北朝史事称“魏虏”，《魏书》涉及南朝史事则称“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按指南朝宋、齐、梁三朝），这种南北互相歧视的认识与称说，在“五代史”中都有所改变，不论是《梁书》《陈书》涉及北朝史事，还是《北齐书》《周书》《隋书》涉及南朝史事，多书为国号加“帝”或国号加官称与人名，显示出政治大一统形势下的修史格局和书写体例。
“五代史”中还有一个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