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史记》最初难于流传的缘故。《汉书》的情形不同。《史记》是随《汉书》的流行而传世的。史书既“与五经相亚”，故学者多以史学为其努力的方向，著史蔚为风气。这样就使我国的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客观条件当时学者特别注重的是纪传史。这种史体之被重视，固然由于《史》、《汉》的盛行，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又为这种史体的流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纪传体的重心在于人物传记，纪传史作者精心结构之处，多在于此。魏晋南北朝史家往往对年表重视不够而不作表;也有史家限于学力而不作志，但是他们着意于传记的经营，却是一致的。
从汉末起，名士操清议之权以控制选举。清议系褒贬生人;作史系褒贬死者，两者对象虽有不同，而其评价人物，行使褒贬之权，正复相同。善于褒贬生人，固能成为名士;善于褒贬死者，亦可博得声誉。学者既以史著为名山事业，自然有利于史学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后，这种品第人才的选举制度，有利于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的发展，使得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
他们夸耀本家的人才而有家传、碑传，标榜门第而有家谱，显示郡望则表扬本郡过去的人才而作乡贤传记。家传之作的风气，始自后汉，至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类家传，每多夸饰之词，或出后人追记，未必完全信实，如孔融家传将李膺误为汉中李么，汉中李公是李固，与孔融时代不同，何从相见?碑传系由其子孙请名士代作，无非诀墓文字。刘鳃云:“自后汉以来，碑揭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岂。蔡自己曾说一生所撰碑志，只有《郭有道碑乒》可以当之无愧。传止于歌颂某一人的功德，至南朝梁时，沈麟士作述祖德碑”则是勒石述其家史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撰家谱，盛极一时，终于成为专门之学。这种谱学正是为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
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之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例如王氏，各郡有之，独以琅娜王氏为贵。琅邢王氏以此自别于别郡王氏，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基于郡望观念，产生了先贤传、省旧传之类的史著，也产生了兼载人物的地记，成为地方志的远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对于史学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其结果是脱离史实去讲史义，逞其臆说，公羊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由此而生。与图溅之学合流的汉代经学思潮，在黄巾起义军的扫荡下，随着汉帝国的灭亡而泉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及至魏晋时期，经学受到了道家哲学的严重挑战，以致失去官在学术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史学在过去是经学的附庸，至此开始从经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从汉末到隋，其间除西晋短期的统一外，长期陷于分裂状态。地主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有丰富的历史事实需要及时记载下来，因此史著的数量随历史的急剧发展变化而大为增多。例如五胡所建的许多国家，旋起旋灭，国亡史作，从而出现了“霸史”一类的著作。这就使史著的门类也增加了。
这个传说，虽不必是事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只有在重视史学的社会环境里，才会产生这类离奇的传说。
国家注重史学的措施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魏晋以前，虽有史官，并非以著史为其专职。司马迁以职掌天官而作《史记》;班固以典校秘书而作《汉书》，皆非著史之宫。著史设官，始自曹魏。魏明帝时，于中书省置著作郎，从此著史有专官职掌，作史机构为中书省一曹。其时中书省外有秘书省，主管国家图书，故王肃云:“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晋武受禅，将中书秘书两省合并。至惠帝时，诏云:“秘书综理经籍，考核古今，课试署吏，领四百人，直专其事，然后精详。中书自有职务，相连统摄，省事付垂，理未必尽。”于是秘书省从中书省分出。继而著作郎、佐也改属秘书省，南朝惟宋不设著作官，其余各朝，著作不复设省，而仍为秘书省的属官。北时的魏于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初属门下省，后改属中书省。北魏的修史局，隶属何省，则不可知。北齐设著作省，由秘书省兼领，北周因之。
著作官从属于秘书省，多数情况是如此。但不能因此认为凡属秘书省的宫员都是史官。刘知几却举王崇补东观和那正为秘书郎的事实，加以反驳，讥其“厚诬诸葛”。其实举秘书官不足以证明其有史官。
曹魏初置著作郎，晋时又添置佐著作郎八人。南北时，佐著作郎改称著作佐郎。惟北周不用郎、佐郎之名，改称著作上士和著作下士。刘知几云:“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按《南齐书》不载修史学士。学士之设，或系始自梁代，陈代因之。又《隋书·百官志》不作修史学士而作撰史学士。撰史学士之名见于《陈书》。其作撰史著士者如非字误，或系时俗别称，因《隋志》不言于学士之外更有著士。
著作郎必须“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者任之，惟其官品不高。例如梁代定官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著作郎只列第六班，大臣兼带此职直接领导修史工作。
著史专官之设，在于修撰国史。当时修撰国史，其所采取的体裁，以纪传体为正宗。纵有编年体的著作，也只是起长编的作用，未能成为国史定本。由于重视纪传体，而纪传体特别受到重视的是列传，所以“著作郎开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以考验其史才。
以上略述各王朝史官制度。至于偏霸诸国，史官制度不一，或设专官，或由他官兼摄。如五胡十六国，其重视国史的修撰，莫不相及成风，亦时代使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既重史学，于是世族子弟争入史局，以此为显名进仕之阶。晋华娇言当时的佐著作郎:“此职闲凛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宋何承天年老撰国史，“诸佐并名家年少”;北齐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史职为名利之所在，人选未能尽如人意，也就在所难免了。
国家注重史学的另一项措施是建立史学，以任播、崔溶为史学祭酒。值得注意的是石勒为揭人，少时随邑人行贩，为何这样重视史学?封建社会里的经学和史学，都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经学提供的是思想指导;史学提供的是历史教训。前者重在抽象的义理;后者重在具体的事实。就文化素养不高的石勒来说，具体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他的思想不曾受到经学的束缚，更使他能够认识到史学的教育作用。
《晋书.载记》里说他不断地从前人的成败历史事实中吸取智慧，锻炼自己的思想。他建立史学的创举，正是他切身体会到史学的功用的结果。
史学既由石勒创建于先，当时国子岑尚未成立，四学还是私人讲学的场所，到元嘉二十年才加以合并成立国子学。何承天曾经受命修撰国史，至此为博士，传授史学。他们的弟了亨，出谦之最为有名。文帝将行籍礼，“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鸿集，因以奏闻”。谦之为史学生时，在史学上已经有所表现。后来何承天所草创的国史，就是由他和苏宝生相继完成的。
目录学所反映的史学新地位自刘欲《七略》的图书分类法出，马端临认为“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秩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事实确是如此。但在后来史部著作增多的情况下，这种史书从属于纽便不能适用了。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加，史体渐多，流派亦杂，史部七本身需要有详细的分类、若一概归之于春秋家，为《史记》等史部书;四曰丁部，诗赋、图赞及汲家书。这部目录书对后来的图书分类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咐。自此以后，官家图书莫不以四部分类，《七志》分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方技术数归为一类，佛典、道经分立两门。这种对史书和佛道书的部居，正确地反映了南北时期的学术发展情况。阮氏在纪传录序论中曾经说明对史部的处理不同于刘欲、王俭的理由，又生在《七录》问世之后，则其书与《阮录》为近，而与《王志》为远，殊有可能。
结语总之，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史部已经蔚为大国，目录学上自然应该予以独立的部居;如果泥古不变，步武刘欲，就会失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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