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约字
阅读需要12min公元年，梁武帝新任命的益州刺史邓元起要上任了。他兴奋地从建康出发一路向西，奔赴帝国遥远西陲的重镇成都。路过江陵时，刺史大人想要带上母亲一同赴任。不料母亲坚决不肯同往，理由倒不是安土重迁，老太太突发异词：“贫贱家儿忽得富贵，讵可久保，我宁死不能与汝共入祸败。”
邓母这话殊不可解。邓元起乃是梁武帝开国的从龙之臣，战功卓著，很受信任，乃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为何要说“共入祸败”？
邓母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这话的根源，要归结到东晋南朝寒门士人的矛盾心态。
什么矛盾心态？南朝寒门崛起后，政治上虽然站起来了，心理上却仍然匍匐着，在王谢高门的文化魔影之下，自我定位依旧是暴发户。
暴发户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说不定哪天就败了。邓家老太太饱经世故，这么说可以理解。
梁武帝。来源/电视剧《琅琊榜》截图
衰而不败的高门士族
高门衰落、寒门崛起是南朝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刘宋开始，皇族们的家世、地望一个比一个低。刘宋好歹还能攀上汉高帝刘邦，齐、梁萧氏没皇帝可攀，便认了萧何当祖宗，陈朝没好意思追认陈胡公当祖宗，一来没这么干的，二来确实也约略显示出，门第背书功能大大降低了。
东晋时王、庾、桓、谢四大高门士族轮流当轴执政，又有袁氏、褚氏、郗氏等北来大族作为辅弼，高门士族政治垄断达到空前水平，皇帝只垂拱而坐，可谓政由士族、祭才皇帝。
东晋门阀士族政治垄断。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片段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发展，东晋高门士族逐渐与实际政务、军务脱离，士族腐化到了极点，中枢重臣不亲政务，低层庶务又懒得管，更不要提像当年王敦、桓温一样大马金刀率队征战，政务军务都太麻烦，且交给爱干的人干去吧。
他们甚至和农业生产都脱离了。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中提道：
“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垄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則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士族、庶族，说到底都是地主，农业生产都不管，这是把根本命脉都丢了。
当孙恩卢循大乱一起，加上野心家桓玄篡位，士族们架不住一波又一波冲击，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武将集团骤然崛起。刘宋王朝的建立，可以视作高门士族衰败的分水岭，自此之后，高门士族逐渐变成王朝的政治点缀，再没有左右政局的力量。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两晋百余年来，士族政治垄断带来了强大的文化影响，许多人天生认为，高门士族就是高贵，人家天生就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普通老百姓天生就该低他们一等。
所以士族虽然退出了政治核心，却仍在文化领域霸居高位。死而不僵，言之在此。
宋武帝刘裕称帝的第三年，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与众多高官显贵欢饮，觥筹交错间，他看见卫将军王弘（东晋名臣王导的曾孙），刘裕突然来了一句：“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刘裕一生，遗憾的事不多，大概只有两桩：一件是丢掉了关中，另一件就是出身不高，在真正的顶级高门面前抬不起头来。
宋武帝刘裕。来源/网络
这可不光是嘴上说说而已，这种文化自卑真真切切体现到政权运作中。
当初刘裕击败桓玄夺取大权，刘记政权新生，急需任用大量人才。在扬州刺史人选上，刘裕的自卑显露无遗。扬州刺史是京师行政、卫戍长官，东晋以来例由皇亲国戚或中枢高门士族担任，是当政者权力版图的核心部分。按理说，此职应该从京口二十七将中选一个心腹，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佩符上任的是王谧。
王谧何许人也？与上文提到的王弘同是琅琊王氏，王谧是王导的孙子、王弘的堂叔。这位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实力的王氏后人，纯是靠祖宗积威才当上扬州刺史。
后来王谧病死，刘裕继续犯迷糊，想让另一高门、陈郡谢氏的头面人物谢混继任扬州，若非刘穆之及时提醒，刘裕自任其职，险些酿成大权旁落的危机。
孙恩起义虽说对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士族带来巨大打击，但高门根脉犹在，尤其是文化上的影响力无可动摇。齐高帝以青徐武将身份攫取最高权力，却一反武将特点，对文化学习异常重视，子孙中出了许多著名文士，二十四史中占据一席的《梁书》，就是萧道成的孙子萧子显所作。
琅玡王氏。来源/电视剧《上阳赋》截图
其实，揆诸当时大势，齐政权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中央与方镇的军政权力分配，革易刘宋以来的弊病。萧道成重视皇族文化学习虽非坏事，却不是急务，说白了就是力量用偏了。南齐享国日浅，与此不无关系。
若说萧道成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倒也未必。学习文化、向传统高门士族靠拢的深刻原因，在于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崛起了，但政治底蕴、文化底蕴没有同步成长起来，内心是苍白的、虚弱的、不自信的，缺乏社会认同。
直到梁朝时，高门士族文化上的影响力还在。据《宋书》《南齐书》《梁书》不完全统计，宋齐梁三代，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阳夏袁氏、阳翟禇氏等两晋以来的高门，任尚书、诸卿、大将、刺史以上高官者60余人。高门士族衰而不败，令人侧目。
寒门崛起多靠军功
南朝寒门崛起，不光是士族本身烂了，与社会大势也有很大关系。南朝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生活是对抗北朝：抵抗北朝南侵，或是主动北伐。
有人或许会说，这哪是政治生活？分明是军事活动嘛。从狭义上看确实如此，但南朝与北朝的战争大大超越单纯军事范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南四朝政治局面。
简言之，敢不敢北伐是朝廷战略气魄的标志，敢于和北朝硬刚，朝廷才会有更强大的凝聚力。能不能挡得住北朝南侵，是朝廷战略能力的体现，打得赢才有生存壮大的机会。所以不管是宋武帝、梁武帝这种真有实力的，还是宋文帝、陈宣帝这种假装有实力的，乃至于齐明帝这种只会窝里横的懦夫，有事没事都要拿北伐当旗帜，换取政治上的分数。
军事活动由此派生出许多政治功能，皇帝要借此证明皇位是合法的而不是欺负孤儿寡母抢来的，权臣要借此积累政治威信、为篡权作准备，寒门大将要借战争笼络、培养派系实力。
举国言战，那么战就是主流政治。
万事万物只要跟主流政治挂上钩，就必然在塑造社会结构上发挥作用。
寒门崛起，就是南朝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
当然有许多论点说，士族不亲庶务是寒门崛起的原因，这么说没错。南朝许多寒门士人都是从诸如记室、舍人、书佐做起，这是大势。
但只靠这些行政佐员实现政治崛起，需要一个极漫长的过程。要想快速进入核心权力圈，军功才是捷径。
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四位皇帝走的是这样的路子。但我们不准备以他们为例子说明问题，四位皇帝能登上帝位，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历史偶然性。他们的成功，背景板是无数在军功路上挣扎的寒门人士。
讲一些更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江东大姓沈氏的崛起之路。
吴兴沈氏是江南有数的大姓豪强，田产丰厚，家族人多势众，但和衰落中的王谢高门相比，远非一个数量级。政治上、文化上无路可走，所以沈氏早早走上了军功之路。
以吴兴沈氏为原型拍摄的古装剧。来源/电视剧《锦绣南歌》截图
从刘宋早期的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到中期的沈庆之，再到末年的沈攸之，都是刘宋王朝响当当的武将。尤其是沈庆之，他少年时从军征战，在雍州平定蛮人叛乱，百战百胜，所向无前，孝武帝一朝所有战争都有沈庆之参与，只要他一出现，官军必然获胜。由此成为宋孝武帝最信任的武将。沈庆之靠军功做官做到侍中、司空、太尉等高官，封爵为郡公。孝武帝对其欣赏、倚重无以复加，沈庆之七十岁时提出退休屡屡被皇帝拒绝，七十四岁还挂帅出征平定蛮人作乱。纵观刘宋一朝，没有任何武将能比得上沈庆之。
沈庆之的崛起，带火了整个吴兴沈氏家族，沈氏族人不断涌现，慢慢实现了所谓的“士族化”，也就是累世累叶出现高官大将，形成一股强大政治势力。纵然这个家族的头面人物可能遭到屠杀，比如沈庆之、沈攸之、沈约的父亲沈璞都死于皇族内斗，但沈氏家族人才辈出的势头却维持了下来。
襄阳武将群体也是如此。
南朝流传过一句话：荆州本畏襄阳人。意思是荆州在军事实力上一直比襄阳矮一头，一有风吹草动，先要看襄阳诸将的脸色。
太和二十一年（年）时的荆州。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荆州是魏晋以来一等一的大郡，早先时，襄阳只是荆州的属郡，东晋时高门士族夺权的基本步骤必然包括出刺荆州，王敦、庾亮、桓温制霸东晋，靠的都是荆州。那么为何到了刘宋以后却反转过来？
一方面，刘宋以来一直削弱、分化荆州，下辖郡县越来越少，反倒是地处南北冲突前线的雍州（州治在襄阳）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刘宋把雍州定位为北伐前线基地，该地大量豪强人物从军，涌现出许多能征惯战的勇将，如柳元景、薛安都、宗越等。尤其是柳元景，第二次元嘉北伐（年）时，他作为西路军统帅连克四城、逼近潼关，打得北魏关中、河东大震，是为宋魏互殴史上从未有过之事。柳元景后来官位、威名与沈庆之不相上下，乃是有数的名将。
但得到实利的不止柳元景个人，其家族乡曲、部将佐吏，大都因功受赏，占据了朝野要津。柳元景手下大将薛安都只是一介武夫，比家世悠久、稍通文墨的柳元景差了不少，后来也都实现阶层跃迁，出任徐州刺史级的高官。
往高了说，甚至不止柳元景所处的时代，襄阳武将群体受到正向激励，越来越重视军功，不断有优秀人才投入军队，影响力延伸了两个朝代。后来南齐衰亡，时任雍州刺史萧衍起事反齐，手下名将如韦睿、曹景宗、王茂、柳庆远（柳元景之侄）、康绚、昌义之等，都是雍州部内所出。韦睿、昌义之、曹景宗等联手在钟离大败北魏，击溃二十万魏军，创造了南朝少见的辉煌战绩。
军功群体是寒门崛起的主力，他们对权力顶峰发起的沛然莫之能御的冲击，不仅造就了四代皇帝，如京口北府旧将之于刘裕，徐兖武将群体之于萧道成，襄阳武将群体之于萧衍，始兴豪霸之于陈霸先，还深刻改变了士族、庶族的政治分野，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簪缨之家，慢慢变成政治花瓶，为寒门政权作点缀。
陈武帝陈霸先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寒门频出乱象的根源
寒门崛起，也不光是高歌猛进、一片大好。寒门崛起最大的缺失是文化修养不足，和他们急速的政治进境不相匹配。在他们争得高官厚禄乃至成为皇族后，特有的缺陷都会一一暴露出来。
刘裕的头号智囊兼心腹刘穆之出身寒微，虽然自己说是汉高帝之后、齐悼惠王刘肥一系的子孙，在晋宋之际却已家世没落，是标准的寒门。
刘穆之凭借过人的政治才华，在刘裕创业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扮演了军师、总后勤、吏部尚书、刘裕个人文化教员等多种角色。他精力十分旺盛，一天到晚批阅公文、决断事务，什么事到他这里从不会拖延，敬业态度无人能比，因此获得了刘裕至高无比的信任与尊重。
按理说这样位尊望重的大官，私德也必然不错。但刘穆之却有一个贻笑大方的习惯，铺张浪费。刘穆之发迹后，吃饭非常奢侈，不管吃得完吃不完，桌子上珍馐百味一定要摆得满满当当。他还非常喜欢邀请别人一起吃，摆上十个人吃食物，人不够十个也要摆这么多，没别的意思，就是摆阔。
刘穆之年轻时穷困吃不上饭，这么摆谱，说白了就是补偿心理。这与东晋以来士族大多追求精神享受、追求高级文化需求的风格，无疑落了下乘。
齐梁之际的武将陈伯之，走了另一个极端。
陈伯之其实连寒门也不是，而是寒人，也就是连门第都不配有的贫民，比什么次门、寒门、役门都低。他不像刘穆之好歹还有个厉害祖宗，此公连祖上是谁都无法查证。年轻时穷得吃不上饭，不得不去偷割别人家的稻子，被发现了竟然拿刀和人拼命，可见其穷。后来凭着一膀子力气从了军，慢慢积累军功，在南齐末年成了将军。
陈伯之一生反复无常，投降过三次。第一次背叛南齐皇帝萧宝卷，投靠萧衍。第二次是据江州造反，打起南齐旗反对梁朝，事败后北逃，投降北魏。第三次是梁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时，萧宏命记室丘迟写书劝陈伯之回归梁朝，陈伯之见梁军势大，又没羞没臊地返回梁朝。丘迟那篇劝降书《与陈伯之书》成了千古美文，陈伯之毫无廉耻的历史形象也由此定格下来。
倒不是说我们鄙视投降，其实义不降二主并不是绝对通理。当不涉及民族利益、不涉及政治大局，尤其是民心所盼时，投降也可以理解。像黄权投降曹魏，力穷而降，不损蜀汉的脸面，并没有多少人指责。
但南朝寒门（包括寒人）武将的投降，大多以追逐利益为目的，而且多是目光短浅、毫无原则、不顾廉耻。刘宋之薛安都、南齐之裴叔业投降北魏，梁末柳仲礼、王僧辩曾向侯景投降，大都如此，德不配位。
就连皇族也有这种短视、不自信的毛病。南齐高帝萧道成预见到没有文化的坏处，一个劲要求子孙们修习典籍，恶补文化知识。用偏了劲的萧道成心是好的，但一个家族的文化底蕴，岂是说恶补就能恶补上来的？
齐武帝萧赜一死，外在的约束一消失，内里缺乏自信的毛病便浮现出来。萧氏皇族立马儿上演窝里反的好戏，齐明帝萧鸾一上台，自感得位不正，便对齐高帝、齐武帝子孙痛下杀手，连杀二十三宗族子弟，除了萧嶷一支，高、武子孙几乎全军覆没。
萧鸾难道不知刘宋就是亡于宗室残杀吗？他是亲历者之一，不会不知道。那怎么解决宗室相疑的问题，这个他可能真不知道。
萧鸾没当几年皇帝便早早死了，死前精神抑郁，大概也是感到良心难安。但如果让他把篡位之举重新来过一次，他会悔过吗？绝不。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杀，有可能还会把一时心软留下的萧嶷一支也杀光光，因为萧嶷的儿子萧子显把他的恶行全都记到《南齐书》里了。
《南齐书》书影。来源/网络
为什么？没底蕴，没文化，没自信。作为从基层泥坑里爬上来的寒族，自幼见识的是刀光剑影血腥征伐，信奉的是你不坑我我坑你，他们的人生信条里，既没有仁爱、大同、慈悲的情怀，更没有坚忍、自强、昂扬的信念。遇到困难，自然而然想到肉体消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寒门崛起，体现的是时代的进步。而崛起者本身，却要以旧时代的躯壳，接受新时代转换的冲击，载乐载苦，亦悲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