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的中国宗教文化现象不仅仅令外国人惊异，即使是许多中国人也是为此惊异。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内丹心性之学与蜀学的严扬之道中的“兼容并包”及“修身，清净自性自心，治己”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的宗教文化，之所以与外国宗教文化存在着重大的迥异点所在，并非表现在宗教形式和内涵上，而是主要表达在中国宗教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中国宗教从来不参与和主导国家地区中的政治事务，但其又一直甘于做辅助国家政治和平稳定的协助工作，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类似于外国那样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
二是中国宗教虽然存在着各家各派，但是，中国各宗教和各自宗教内部的派别，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西方十字军那样的武力征服异教徒的战争事件，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各家各派一直是和睦相处的；三是中国各家各派的宗教的理论修身基础均在心性之学上一统不二，因此，中国各家各派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均能够在修养上形成“与时和俱”的宗教文化格局。以上三个中国宗教文化的特点，自南北朝以降就被中国学人总结为“三教合一”。
中国南北朝时代，因为西域佛教沿着西北路线大举进入中国中原，且向中国南北广泛传播，如此，也曾经与中国的儒、道等本土文化发生过冲突，这，就是南北朝时代的“老佛之争”和“华夷之辨”。应该说，中国历史上最早肇始于儒家的带有一定歧视边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辨”之说，并不得人心。
到了西元五世纪后期，南齐的顾欢等士大夫就已经意识到了儒释道三家应该和平共处，中国文化应该形成“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南齐书·顾欢传》）这就是说，南北朝时代，具备“兼容并包”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就已接受了事实上的“三教合一”中国宗教文化情况了。
自汉晋佛学入主中土以降，经过了南北朝、隋唐、北宋大约八百年时间的融会贯通，儒释道的三教合一的中国宗教文化现象已经基本上被中国人民群众和广大士大夫认可，到了宋朝绍兴年间和金朝大定年间的年左右，金朝道士王重阳率领众弟子在金国齐鲁一带创造了中国道教的“全真教”，王重阳提出了著名的“三教从来一祖风”的宗教改革命题，后又提出了中国道教革新的“三乘十五论”理念。
所谓的“三乘”，是全真教针对道教修炼者提出的三种修真规范，其是：自身虚无无为的上乘之道；自身虔诫而斋戒、奉圣真以礼拜的中乘之道；自身积功累行、广行方便、济人利物、多作善事的下乘之道。所谓的“十五论”，是针对修道者提出的十五条修真的具体规范要求，其是：住庵、云游、学书、合药、盖造、合道伴、打坐、降心、炼性、修五气、混性命、圣道、超三界、养身、离凡世。
比较熟悉中国道书的人们，应该知道，王重阳的这个“三乘十五论”的中国道教革新框架本身，并不新鲜，其也是继承的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以降早就存在于中国道教之中的三乘十二部、三十六部之说。但是，王重阳的全真教不仅明确提出了“三教合一”，他还将中国道教本身的打坐、养身、修性命，炼气等传统方法与佛教禅学中的心学、三界之说联系了起来。这，就是后人之所以说王重阳开辟的全真教发明了性命双修之道的内丹心性之学的缘故。
从表面上看，王重阳的全真教在继承了中国道教本身早就存在的内丹修养术的基础上，他又接受了中国佛教禅宗学说和其修心方法。但是，只要追根溯源就可知，全真教的这些修真方法，并没有超越出严扬之道的修身治己之说。这就是说，宋和宋之前的中国道教，也包括北方辽、金王朝时期中的道教，也都还深受着严君平和扬雄的许多思想的重大影响作用。通过梳理王重阳的内丹心性之学的源流，今人应该明白，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内丹心性之学与蜀学的严扬之道中的“兼容并包”及“修身，清净自性自心，治己”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内丹学，是中国道教从外修转入内修的重要表达，但是，很遗憾，后人追述中国道教、道家的内丹学，无不追述到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上。笔者认为，这样的溯源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周易参同契》古本问世，仅仅肇始于后蜀时代的“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根据蜀地道教门内的一些所谓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残本所整理方才问世，这部典籍究竟是东汉魏伯阳的著作，还是前蜀、后蜀的蜀地道士们托伪编著？其是有疑问的！
通过明朝大学者杨慎的考证，所谓的古本《周易参同契》，是唐末后蜀时代的“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所编撰，彭晓（？－年）所修炼之地，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蜀地二十四治所的第八治的今四川金堂县一带的昌利山治。彭晓所编撰的《周易参同契》古本，是考证了前蜀时代的蜀地道士杜光庭（年－年）遗留文献，但是，杜光庭所依据的何书？明朝的杨慎都搞不清楚了，还不要说后人。因此，杨慎认为，宋朝时代，朱熹等人根据彭晓的说法而笃信《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所著，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我们通过彭晓在他编撰的《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后所附的“明镜之图”看，其日月阴阳按照一年四季的循序渐进转化图示，几乎全部是按照扬雄的《太玄》的“家部州方”转化模式而来，彭晓的这个日月阴阳的转化图示，对后来问世流行的《伏羲六十四卦图》中的阴阳卦爻的排列方式，甚至对南宋初的张行成画作圆形四象太极图时所使用的六十四卦阴阳进退符号，应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与彭晓同时代的后蜀道士陈抟，就是后人均知的《六十四卦方圆图》的作者。
同时，彭晓在说明他所总结的周易参同契真义的“明镜之图”时，他针对坎、离二卦象说：“日者，阳也，阳内含阴。象砂中有真汞也。阳无阴则不能自耀其魂，故名雌。火乃阳中含阴也，日中有鸟，卦属南方，为离女也。月者，阴也，阴内含阳。象铅中有真银也。阴无阳则不能自莹其魂，故名雄，金乃阴中含阳也。月中有兔，卦属北方，为坎男也。”（《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序》）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彭晓解说“坎、离”二卦象时，画出了日之中的玄鸟图画和月之中的玉兔图画。彭晓这样的图示，如果在年的四川成都市金沙遗址没有发掘出那副“太阳玄鸟”金箔之前，我们一定觉得其与蜀地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自从四川成都市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了那幅四玄鸟围绕太阳旋转的金箔图以后，我们今人可能才会如梦方醒地发现，原来，这种玄鸟一年四季围绕着太阳相抟循环旋转的图式，早在距今年前的中国古蜀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由此可见，“阴中阳，阳中阴”这样的“太极”运动理念，可能在蜀地就是一种古老和传统的民间习惯性的常识而已！“阴中阳，阳中阴，阴阳转换”，这样的说法，是不见于西汉时代中前期的《易》之学的，却可以大量见于西汉时代已经问世的养生学著作的《黄帝内经》中，也大量见于西汉后期扬雄的《太玄》之说，此说，就是南宋初期的张行成著《翼玄》时所画出大中国最早的一副“太极四象图”的理论思维的源流。
但是，若要追根溯源，今人就会发现，无论是彭晓的“明镜图”，还是张行成的“太极四象图”，他们的理论思想源流都在扬雄的《太玄》之中。扬雄通过落下闳的“浑天说”和《太初历》揭示出，人类的一切理念认识，不过都是根据你所处的位置所感知到了天地人和日月星的平衡、循环运作现象而已！这样，扬雄就把过去以往那些非常玄妙的“天道，人德”一下子简略化和客观化了，也因此破除了过去以往的许多神秘道德理念。至于中国道教的内丹修性之说源流，当然也不在东晋道士葛洪（年－年）这里，因为，葛洪学说的本身，就是在阐述严扬之道。
结语“气”，是中国古代宇宙阴阳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以太”概念，是联系与互动宇宙万物之间的一种中介物质现象！关于这个“气”的本质和概念作用，扬雄的一段诠释，可以说是将其论述得淋漓尽致了。综上所述可知，严君平的“清静，内省，治己”之学，应该就是中国道教的内丹修炼之学的理论源头，而扬雄的“自心清净，法天地阴阳，治己”之学，则是中国道教心性之学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