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朗是司马懿长兄，也是罕见的不入《晋书》而入《魏书》的西晋宗室。
虽然出于时代背景（陈寿修书于西晋）的缘故，《魏书》对司马朗的描写甚为正面，但其中不免有许多为尊者讳的因素。《朗传》中有大量的历史事件与发生时间相悖，可知司马朗的事迹记载，可信度十分成疑。疑点最大之处有二。其一是司马朗返回关东的时间，其二是司马朗受到曹操征辟的时间。这两个问题涉及到司马氏与董卓的关系，也涉及到司马氏与魏室的关系，关乎西晋统治集团的形象，因此陈寿不得不加以避讳。本文想就司马朗的事迹记载，探讨其历史背景与书写逻辑。本文共字，阅读需9分钟
①司马家族与董卓的关系问题作为司马防的长子、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的人物定性关乎西晋宗室的脸面，因此需要特别加以美化，并与汉末的负面人物及负面事件撇清关系。实际在司马氏的诸多宗室中，只有司马朗与司马芝被编入《魏书》，其余人物均被编入《晋书》。其中司马芝仅是司马懿的远亲，而司马朗却是司马懿的亲兄，与其余诸弟并称“司马八达”，因此这一人物的形象构建也便需要更加审慎。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司马）芝，众未之知。--《魏书杨俊传》（司马）朗字伯达，宣帝字仲达，孚弟馗字季达，恂字显达，进字惠达，通字雅达，敏字幼达，俱知名，故时号为八达。--《晋书安平献王传》司马家族与董卓的关系问题，是魏晋史家特别讳言的事情。董卓作为《三国志》钦定的汉末首逆，形象相当糟糕。而从可见史料推断，司马朗、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曾一度党附董卓。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魏书董卓传》司马防不仅跟随董卓西迁关中，还长期担任京兆尹。京兆郡治长安，亦即董卓的迁都之地。司马防在董卓集团的地位由此足见一斑。（司马防）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司马彪《序传》董卓西入关中，司马防为京兆尹大概是出于避讳考虑，司马防在《后汉书》、《魏书》、《晋书》中均无列传，只在西晋宗室司马彪的《序传》中被粗略提及。这在宗法社会的传统下，无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注：按照年出土的《司马芳残碑》来看，司马防原名司马芳，因避魏帝曹芳之讳而改名。司马芳事迹亦不见于史书。
司马防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史书无载，按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考证，司马防的任官时间被勘定为“盖献帝时”。仇鹿鸣在《司马芳残碑考释》一文中，根据《献帝纪》、《杨彪传》的文献记载，推断司马防出任京兆尹，当在初平二年（）秋季。当时司空一职空缺，光禄大夫淳于嘉补司空，京兆尹杨彪补光禄大夫，司马防则补京兆尹。（杨彪）复为京兆尹、光禄勋，再迁光禄大夫。三年（误，按《献帝纪》当为二年））秋，代淳于嘉为司空，以地震免。--《后汉书杨彪传》（二年）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后汉书献帝纪》结合《王允传》，可知董卓在长安秉政期间（-），三辅的太守，分别是京兆尹司马防，左冯翊宋翼，右扶风王宏。其中宋翼与王宏是并州太原人，也是司徒王允的乡里；司马防是司隶河内人，属于董卓的心腹。（王）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后汉书王允传》在司马防之子司马朗首次尝试离开董卓时，董卓并未加以责罚，甚至动情地表示“卿与吾亡儿同岁”，与司马朗互剖心迹，可见两家的亲密关系。（司马防）乃遣（司马）朗将家属还本县。或有告朗欲逃亡者，执以诣卓，卓谓朗曰：“卿与吾亡儿同岁，几大相负！”--《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父子作为西晋的近支宗室，与董卓存在亲密关系无疑是令人难堪的事情。陈寿在《司马朗传》中对此尤为注意，甚至不惜加以篡改相关史料，以配合西晋官方的定调。②司马朗离开董卓的时间、地点问题司马朗曾前后两次尝试离开董卓，但相关时间记载舛误甚多，事件的真实性十分值得怀疑。按《朗传》记载，司马朗在“董卓迁天子都长安”之后，被其父司马防遣还本县，即河内温县。之后东窗事发，受到董卓的责备，司马朗被迫陈谢，事遂寝。是时董卓迁天子都长安，卓因留洛阳。朗父防为治书御史，当徙西，以四方云扰，乃遣朗将家属还本县。--《魏书司马朗传》司马防遣司马朗将家属还本县按《魏书武帝纪》与《后汉书献帝纪》，董卓“迁天子都长安”的时间在初平元年（）三月，可知司马朗第一次阴谋逃离董卓，无疑在此之后。（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后汉书献帝纪》（初平元年）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魏书武帝纪》此事过后不久，司马朗第二次尝试离开董卓，“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甚至还在河内温县联合了许多“乡里旧婚”，前往黎阳。朗知卓必亡，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黎阳）焉。--《魏书司马朗传》然而奇怪的是，司马朗前往黎阳之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魏书司马朗传》结合《武帝纪》、《袁绍传》、《张杨传》，可知《朗传》记载的“关东诸侯皆集荥阳及河内”，说的就是初平元年（）正月的酸枣联盟。（曹操）到荥阳汴水，遇（董）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魏书武帝纪》问题恰在于此。因为无论是《魏书》还是《后汉书》，均记载酸枣联盟始于初平元年（）正月。这比司马朗第一次尝试离开董卓，还早了三个月。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后汉书献帝纪》如果机械性地按照《朗传》的描述梳理历史事件，会发现司马朗在初平元年（）三月，首次尝试离开董卓。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再次尝试离开董卓，之后又隔了“数月”，时间回到了初平元年（）正月。如此怪异的记载，近似于时光逆流，根本不可置信。可知陈寿在其中曲笔甚多，无外乎是为了撇清司马朗与董卓的关系。实际司马朗首次回到河内，是在“太祖与吕布相持于濮阳”时，即兴平年间（-），此时董卓早已死去。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于濮阳，朗乃将家还温。--《魏书司马朗传》曹操与吕布相持于濮阳，司马朗将家还温比较合理的推断，便是司马朗曾一度跟随其父司马防前往长安，在董卓死后（）才返回关东，先赴黎阳（属冀州魏郡），后奔温县（属司隶河内）。按照董卓的残暴性格来看，如果司马防真的安排长子司马朗逃回关东，必被董卓所杀，绝无可能担任京兆尹，还一直活到建安末年。夫以（董）卓之暴，诸将言语蹉跌便戮于前，伍琼、周珌、李旻、张温、伍孚皆死不旋踵，苟知（何）颙谋杀己，将必立致之死，何暇下之狱？--黄山从《朗传》的线索推断，司马朗曾一度客居长安。因为司马朗在与董卓对质时，曾提到“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司马）朗因曰：“明公（指董卓）以高世之德，遭阳九之会……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此朗之所以于邑也。”--《魏书司马朗传》这里的“四关”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潼关（或函谷关）、散关、武关、萧关，即关中地区。照此描述，司马朗首次出逃时，无疑身处关中。他出逃的起点并非洛阳，而是长安。至于《朗传》的相关记载，无外乎自文其丑，试图撇清传主与董卓的关系。因此才会出现严重的时间问题。③司马朗追随曹操的时间问题《朗传》记载，司马朗“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这又是一处典型的曲笔，与事实南辕北辙。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魏书司马朗传》按《朗传》描述，传主在建安二十二年（）跟随夏侯惇、臧霸等人征吴，在前线感染瘟疫去世，“时年四十七”。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魏书司马朗传》古代以虚岁计龄，照此推断，司马朗当生于东汉建宁四年（）。那么司马朗二十二岁的时候，当在东汉初平三年（）。这就引出一个很大问题。前文已经详细分析过，董卓在世时，司马朗尚处在“四关设禁”的局面中，根本没可能东归，遑论被曹操所征辟。退一步说，即使司马朗在初平三年（）确实逃回了关东，那他也绝不可能被曹操所征辟。因为《魏书》称司马朗被曹操征辟为“司空掾属”，而曹操担任汉廷司空，已经是建安元年（）的事情。（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后汉书献帝纪》换言之，司马朗二十二岁时（），曹操还是袁绍擅署的兖州刺史，距离他升任司空尚有四年时间。彼时（）的汉廷司空杨彪，身处长安朝廷之中，关东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司空职务。更加令人迷惑的是，司马朗被征辟之后，又“以病去官”，公开驳了曹操的面子。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官）。--《魏书司马朗传》太祖辟司马朗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如果结合《晋书宣帝纪》，可知司马懿也曾多次拒绝曹操的征辟，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废三公、自领丞相之后，才违心出仕。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指司马懿）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晋书宣帝纪》从司马懿的行为逻辑中，不难看出司马朗也是在观望局势，不肯将自己与曹操进行利益绑定。毕竟当时袁绍等人尚在，局势晦暗难明，因此这些世家大族更倾向进行风险分散，不愿押宝于一家。假设《朗传》对曹操的“司空头衔”记载无误，那么司马朗真正接受曹操征辟，应该是建安元年（）之后的事情。当时献帝已经东迁，李傕、郭汜的小朝廷也已经崩溃。从时间角度推断，这也更加符合《朗传》记载传主在濮阳之战（）以后返回河内。太祖与吕布相持于濮阳，朗乃将家还温。--《魏书司马朗传》④小结《司马朗传》是一篇典型的曲笔创作，充斥着各种颠倒黑白、美化传主的不实之词。陈寿作为“良史之才”，或不至谄媚如此；其中大部分记载，应誊录自王沈《魏书》，而王沈党附司马氏，史有明载，固无足论。高贵乡公（曹髦）将攻文帝（司马昭），召（王）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文）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晋书王沈传》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正史篇》为了将传主与董卓撇清干系，《朗传》的时间记载极端混乱，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实际董卓进京，事在中平六年（）八月，而关东起兵，事在初平元年（）正月，前后仅仅相隔四个月。有趣的是，《朗传》记载，司马朗在第二次出逃之后“数月”，关东诸郡便起兵讨董。如此短暂的时间，司马朗是如何预料到“董卓必亡”并提前逃回关东的？更为有趣的是，司马朗首次出逃，还处在“四关设禁”的局面中，可知是初平二年（）之后的事情，为何第二次出逃，时间便突然回到了初平元年（）呢？其原因无外乎司马防、司马朗父子曾经党附董卓，此事难以启齿，因此西晋史家不得不在《朗传》中杜撰诸多不实之词，以撇清传主与恶逆之间的关系。概而论之，司马朗的早年记载，无外乎是为了美化西晋宗室的形象而刻意造作，借用刘知几在《史通》中的评语，便是“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只能视作文化层面的再创作。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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