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唐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末纷乱的易代之争和王朝内部复杂的权力倾轧，阳翟褚氏与其它高门士族相比，却总能更为轻易的化险为夷。同样是在门阀制度的庇护下，各个家族的人物品性、家族地位及兴衰周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家族内部的文化传统上去寻找原因。
传统的儒学本来强调忠君，并以此来作为整个统治的基础及个人安身立命的最高道德标准。然而魏晋之后，玄学之风大起，加以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很难再以忠君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即便是以儒学传家的阳翟褚氏在东晋以降的数百年间里，其当代人物亦多表现出机智善变的特点，在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家族的政治立场和心态，做到了“与时推迁”，以保持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
一、与时推迁、自保家世的传统
然而，阳翟褚氏的这种“与时推迁”以自保家世的作风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由褚衷首先开创的。褚裒所处的东晋时期，晋室的政权尚比较稳定，因而褚裒及其从兄褚翜在“苏峻之乱”时，都表现出忠于司马氏政权的积极态度。褚裒在当时担任车骑将军都鉴的参军，而褚翜则是被元帝任命为散骑期，担任了保卫皇帝的重要角色。结果两人在平乱之后分别被封为“都乡亭侯”和“长平县伯气使得褚氏家族的地位得到顺利的上升。
阳翟褚氏家族在、“苏峻之乱”中崭露头角之后，在东晋康、穆帝之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晋康帝的皇后即是褚裒之女康献褚皇后，然而褚裒作为皇后的父亲，在行事上却极为谨慎。褚裒虽以外戚的身份进入的权利角逐的中心，然而当时褚氏家族相较于当时掌权的庚、桓、何三大家族来说，势力相对弱小，不可能在争取朝廷势要中获胜，因而褚裒选择了向外发展。他以皇后父亲的身份苦求外出，因而被任命为充州刺史，并借此掌握了充州、徐州的军权。
后来有人以褚裒为皇太后父，提议拜衰为侍中、录尚书事，欲将其召回朝廷成为控制要职，而褚裒则“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永和初年，朝廷再一次诏褚裒回去，又被褚裒拒绝。褚裒这样几番拒绝进入朝廷势要，并非真正的“惧获讥嫌”，而是出于其家族势力相对弱小的政治考虑。这样一来，褚氏家族不仅成功地避免了与居位家族门户矛盾激化的危险，还占据了京口这个东晋政权的军事重镇，起到了利用京口积累实力和制衡中央权要的目的。
褚裒的这种应时变化的做法，对褚氏家族的发展影响巨大他开创了褚氏家族“与时推迁”的新家风，此后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更加险恶，正是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褚氏家族才能够趋利避害，维持了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
在褚裒开创了这种“与时推迁”的新家风之后，阳翟褚氏家族在政治立场上的第二次“与时推迁”，是由褚裒的曾孙褚叔度兄弟完成的。褚氏家族在褚裒子欲、熙后，历其孙爽，至曾孙褚秀之、淡之、裕之兄弟时，东晋王朝的颓败之势已经非常明显。褚氏兄弟审时度势，不仅在政治上投靠了刘裕，并且在军事上为刘裕夺取政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继褚叔度兄弟之后，阳翟褚氏家族在政治立场上的又一次“与时推迁”，则是由褚渊来完成的。当时的阳翟褚氏，显然已经进入了门阀大族的行列，成为一流高门。褚渊在作为托孤大臣，其权势已经是无人能比，然他在处事时却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忠于刘宋王朝，另一方面又为萧道成篡位提供方便。
褚渊先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将萧道成引入权利中枢，为其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废除后废帝刘星之后，褚渊又将收拾残局的重任托付给萧道成，还同意萧道成加黄钱，为其篡位提供条件。也正是褚渊对“与时推迁”家风的继承，使得阳翟褚氏又一次历经朝代更替而门第不衰。
二、孝先于忠、以孝传家的家风
司马氏篡魏建晋，此种做法与传统的儒家道德不符，因而晋王朝在“忠”的方面己无从谈起，所以其统治者发掘了儒家学说中的“孝”作为控制士大夫的武器及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孝”自然成为时人所最为看重的家族间道德的准则。
对此，唐长孺先生亦有深刻地分析“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
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的旁枝繁多，为了处理好家族内部成员间的尊卑亲疏关系，其家族也必然需要用“孝”这种儒家礼法来约束本家族的各个成员。阳翟褚氏在复杂的王朝更迭中，为了保持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同样毫不犹豫地遵从了“孝先于忠”的原则，那么“孝”也必然成为褚氏家族所奉行的治家准则及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据史籍所载，阳翟褚氏的家族成员，多以孝行著称于世。东晋时的康献褚皇后，贵为晋康帝的皇后，对其父褚裒仍然尊敬有加。她不仅在归宁时对褚裒行的是父女家人之礼，还要求在朝廷之上亦行家人之礼。然而，由于庚翜、谢尚等人以“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的君臣礼节不能乱为由坚决反对，她的心愿最终未能实行。然而，阳翟褚氏家族“以孝为先”的家风却由此可见一斑，身为一国之母的皇后尚且如此褚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孝行就不难理解了。
刘宋齐时的褚渊在政治上虽因身仕二姓而遭非议，而其本人却因孝行被人们所称道，是当时有名的孝子。据《南齐书·褚渊传》载，褚渊曾以“母年高赢疾，晨昏须养”而辞官，但并未得到朝廷的允许。后来，“遭庶母郭氏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以至于要皇帝下诏“断哭”，并禁止别人吊丧。后来又遭嫡母吴郡公主丧，褚渊“毁瘠如初”，并因此上书要求解除他的一切官职。
而且，阳翟褚氏的“孝”行不仅表现在亲子之间，还在家族中扩展为兄弟“悌”及亲族间的“友”。如褚渊身为长子在父亲死后却能把所有财产让给弟弟褚澄，自己“唯取书数千卷”，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褚渊因为失节宋室而遭非议，但是他的上对父母尽“孝”、下对兄弟行“涕”的行为却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他失节行为的非议。
阳翟褚氏也正是凭着“孝先于忠”的这种家风，在家族内讲究孝友，才能在丧失了“忠”这个儒家道德准则后，依然能够维持家族内部的和睦，并得以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数百年间，维持家族的长盛不衰。
三、以儒为主、博学多才的家学
褚氏家族兴自两汉，西汉时的褚大，从胡毋生受《公羊春秋》，官至梁相。后来的褚少孙是元、成间的一位博士，在经学、史学和文学上都颇有成就，不仅为司马迁的《史记》补缺，还成就了张、唐、褚三派《鲁诗》之中的褚氏之学。可见褚氏在汉代是以儒学著称于世的。
而且阳翟在汉代领颖川名郡，就其学术氛围而论，汝颖地区在东汉初至顺帝年间，曾经涌现了一大批经学大师，如汝南的钟兴、许慎、周举，颖川的张兴、丁鸿，均蜚声海内。阳翟褚氏可以说继承了这种深厚的儒学文化背景，早在东汉时已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熏陶，其家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崇尚儒家学说。虽然阳翟褚氏在学术上并没有出众的成就，但其家族代表人物多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形成了褚氏家族以孝传家的家风，而且其家族人物多不尚虚言而重事功，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
东晋时期，朝廷曾多次北伐，先是以祖狄、庚亮的失败告终，继以殷浩、桓温。然而褚裒为了尽快实现晋室的复兴和国家的统一，仍然竭力主张再次北伐，显示出儒家重视事功的积极用世精神。褚裒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晋军死伤惨重。因而褚裒“以《春秋》责帅，授任失所，威略亏损，上疏自贬”，虽被朝廷下诏原谅，最终还是因“远图不就”忧愤自责而亡。
此外，褚裒“在官清约，虽居方伯，恒使私童樵采”，还曾提出过“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贤任能”，等多项用人主张，为国家选拔人才。褚裒虽身为放达不羁的名士，在其政治生涯中，上以事功对朝廷尽忠，以儒家思想来严格要求自己，可见儒家学说还是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方面的。
阳翟褚氏的后世子孙大多遵循了褚裒的这一精神在世家大族崇尚虚靡的南朝时期，仍然不废事功，在政治上皆有作为。阳翟褚氏的这种以儒学为主、注重事功的家族传统，在魏晋南北朝天下分裂、世局不稳的情况下，对其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当然，在东晋南朝玄学风尚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阳翟褚氏的学风也并非毫无变化。当时老、庄思想流行，以高标出尘、任情悖礼为雅，而以用心世务、拘于礼法为俗。褚裒作为阳翟褚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举手投足间尽显名士风范，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褚裒孙褚爽，更是沾染玄风，喜好老庄之言，并直接推进了褚氏家族学风上从重视儒学到偏好玄学的变革。刘宋时的褚渊，更是酷爱与人谈玄，并被时人誉为“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的名士。褚渊的从弟褚炫，少时便有清简之誉，连褚渊都认为，“从弟炫廉胜独立，乃十倍于我也”。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兴趣和建树，阳翟褚氏也不例外，其家族成员多“以才艺真干称”，在文学、音乐和医术方面也颇有成就。
在文学方面，刘宋时的褚炫“与彭城刘误、陈郡谢胖、济阳江教入殿侍文义，号为四友”；萧梁时褚翔的成就更大，“梁武帝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因而得到武帝的欣赏即日补为宣城王文学，为时论所美陈时的褚价少时即以“美风仪，善占对，博学能属文”而被时人所重，其文章“词义典实，不尚淫靡”，与南朝浮靡的文风大不相同，“所制章奏杂文二百余篇，皆切事理，由是见重于世”，有文集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
褚氏家族的这种好文学的风气，传至隋唐而风采不减，褚价子褚亮“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少时便以其出众的文采为徐陵等人所赏识。褚亮子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父子俩在文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皆有文集二十卷传世。
在音乐方面，则有刘宋时的褚渊和萧梁时的褚淫。褚渊本人不仅美仪貌，在音乐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史载褚渊“尝聚袁集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鸪》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惹得谢庄等人惊叹不已。此外，褚渊还善于弹琵琶，并得到齐武帝所赐的“金镂柄银柱琵琶”。而褚湮，亦是二个爱好音乐的人，史载他“好学，解音律，重宾客，雅为湘东王所亲爱”。
在医学方面，有刘宋时的褚澄和萧梁时的褚该。褚澄虽贵为驹马都尉，历官清显，在医术上却有很高的造诣，善解疑难杂症，并著有《杂药方》二十卷传世，后散佚。而褚该，“幼而谨厚，有誉乡曲，尤善医术，见称于时”，也是位名医。后来褚该北归，在周朝官至车骑大将军，却“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其尽艺术”，并且还有其子褚士则“传其家业”。
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魏晋隋唐间的一个传承十数代的世家大族，阳翟褚氏虽然在家学上一度表现出了鲜明的玄学气质，其家族成员却少有纯粹的玄学思想家，因为一味的不拘礼法，虽然能显名一时，却无法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从总体来看，阳翟褚氏的家族成员大多仍遵从儒家传统，恪守孝道、不尚虚言而重事功，可以说是以儒为主，儒、玄兼修，并且在文学、音乐和医术等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