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是学界名刊。当一群中古史学者来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参加《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他们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8月23—26日，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
8月24日上午，在《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的主持下，《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由此拉开了本届联谊会的序幕。会议大体分4个单元，讨论17篇论文。下面对会议内容稍作介绍。
海老根量介（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第一个发表，他的论文题为《简帛时代的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旨在从出土日书讨论秦汉时代“书籍”的制作和流通。论文认为，《日书》本来是专业占术家使用的手册，后来为了便于下级官吏使用，附加了浅显易懂的说明而在里巷间流通，但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书肆。郭津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评议，他的评议稿不仅专业，而且清晰流畅，堪称评议的范本。在他看来，“出土文献就像是在海边偶然拾到的珍稀贝壳，想要推知它们最初如何生成，如何辗转到达被我们发现的地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历史学对任何文献的利用，都不可能脱离对物质文本（书籍、文字等）作为历史产物的理解”，因此，他称赞作者识见通达，问题意识非常宝贵，“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献和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郭津嵩也指出论文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文本以外的证据，建议作者对书写（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以及考古环境所提供的间接证据多加考察，这会有利于论文的进一步完善。吴雪飞（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在讨论环节进一步追问日书的形成机制及其来源。
海老根量介（左）、郭津嵩（右）。本文照片均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司家民拍摄。
经济史的论文在中古史联谊会上并不多见，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古史学界研究动态的一个缩影。不过去年陆帅（南京师范大学）的《南朝的户籍整理与三吴地方——从沈约奏弹王源说起》一文颇受与会者好评，这次则有代国玺（山大历史文化学院）《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代文认为，学界的主流观点——秦汉北方连种制农业之说，在方法上不免“选精”“集粹”之嫌，在史料解读上也多有偏颇之处。通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论文认为，休闲农作制是战国秦汉我国北方的主要耕作方式，战国秦的授田制是以休耕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进而对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进程等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评议人王炳文（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论文以休耕制为切入点，试图对先秦两汉的农业生产水平做一个宏观的评估，“这是一篇立足于传统问题，却做出了相当新意、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史力作”。另外，他对“不易之地”等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作者再作辨析。尹承在讨论中建议作者考虑地域差异的问题。
代国玺
王炳文
聂溦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论文是“新史学史”领域的一部论著，这次发表的《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的文书与政务规程》则是她第一篇讨论文书行政的论文，大概可以看作青年学者戮力突破自我的一个尝试。论文认为文书分类与政务分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遂利用废昌邑王诏书，考察制诏撰作与尚书的发展。吴雪飞在评议中认为论文切中了近年秦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海昏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对论文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诏书种类和皇帝与百官的行政互动程序有关，很难说有等级地位之别；2.霍光废除刘贺，是开创先例之举，似乎难以看成是依据行政规程；3.废立皇帝的集议似乎不能视为一种行政规程，而是一种政治举措。代国玺在表彰论文贡献之余，提出了若干疑问，他首先认为大庭脩关于汉代皇帝制诏文书的三种类型存有矛盾，其次认为策书与诏书有区别，接着探讨了汉唐制诏体式的流变，最后还为作者补充了一则材料。
聂溦萌
吴雪飞
王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长文《武威旱滩坡出土王杖断简研究——兼论秦汉时代“法”的表达与实践》虽然是一篇未竟稿，但内容相当丰富。论文以甘肃武威出土的一批王杖木简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王杖断简的结构、编纂过程、墓葬特性、法令的宣传，以及鸠杖在葬礼上的使用与养老诏书、律令的关系等问题，最后还对古代中国“法”的实践与表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三浦雄城（东京大学）在评议时介绍了冨谷至、籾山明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高度评价了论文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几个问题与作者商榷：一是对崔寔《政论》的解读，二是对陪葬的王杖木简的认识。尹承、林昌丈也提出了几个疑问。
王彬
三浦雄城
熊昕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以“状”与“行状”为中心》是一篇探讨“制度史化的历史书写”（孙齐语）的论作，或可视为“史料批判”（或“历史书写”）领域的一个推进。此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以地理志、“先贤传”、“四夷传”、“外国传”等为对象，这篇论文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