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一统”的缔造是隋炀帝以耗尽民力和国力为代价换取的，难以长久存续，其所为在后人眼中均是苛政、急政、暴政，并背负亡国暴君之恶名，但是他所成就的“大一统”王朝疆域规模和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思考与构想，也成为后代各朝的有效参照。因此可以说，隋炀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最终形成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俭”与“奢”的碰撞：对隋炀帝的再认识
中国文化自古自成体系，与西方文化在众多方面都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从生活方式的沿袭角度来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另一大分歧即为推崇节俭与热衷享乐的区别。
古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希腊靠着发达的航海业和成熟的沿海贸易，从海外向本土运回了大量金币，罗马帝国靠对外扩张而获取被征服国全部的财富、土地和人民。
通过航海贸易和征服而积淀下来的经济基础促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肯定人生而有欲望、有享乐的需求，因此，希腊的奴隶交易业发达，希腊的富人热衷于购买大批的奴隶为自己的享乐服务，并自建豪华浴室，在其中消磨自娱。
罗马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修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和神庙，用大理石建造出这些至今仍然不朽的享乐所，政府向民众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戏剧”，公元年，罗马帝国对达西亚王国战役大获全胜，迫使达西亚国王德凯巴鲁斯自刺身亡，为庆祝这一次重要的胜利，罗马帝国统治者图拉真在罗马城举办了盛大而漫长的庆祝活动，长达天。
在以古罗马和古希腊为代表的古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享乐是人生的目的。而中国文化则恐惧、敌视欲望数千年来一直在小农经济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中原大地无法承担足够的享乐需求。
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
争则乱，乱则穷。”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享乐文化，在中原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这种受制于天和地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华文明无法推崇享乐主义。
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保证正常而稳定的农业生产，中原大地所滋养出的文化更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将各类对享乐追求的都归类为人欲，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加之古代物质供应普遍较为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和超出供应的需求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游观”、“田猎”、“巡访”，这些使帝王离开皇宫，不事政务的游乐活动，始终被认为含有巨大的危险。
从春秋战国时起，不断有人著书立作，规谏君主远离游猎，少兴土木，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其后的各朝都有此类名作传世，如《子虚》、《上林》赋，又如魏徵的《十思疏》。“不兴革，忌扰民”是古代统治者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
隋炀帝则完全悖逆了圣贤们对帝王的要求，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成就“大业”的渴望。这种欲望超出了基本生存需求，与中国遵循已久的“圣人之说”相悖，意味着不安分、破坏性和颠覆。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隋炀帝的在位期间对素来被斥为“奇技淫巧”的古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赵州桥、大运河等著名工程都在此阶段完成，玻璃和便携水漏计时器也发明于此时。
而这些“奇技淫巧”远超出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属于过于复杂和精巧的技术，不为古代统治者所提倡，清雍正皇帝对技术型产物的评价可代表古人的主流观点：“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
终隋炀帝一生，他始终性喜奢靡，追求物质享受，不知“勤俭节约”为何物；行大有为之事，广征民役，征战与兴修土木共举，不知“清静无为”是何物，故而被后世批判为“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
种种做法背离了中国固有几千年的“节俭文化”传统，终成大家口口相传的“荒淫暴君”，后人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