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观，行书、朱文印
荆浩《笔法记》承续谢赫“六法”，提出山水“六法”：气、韵、思、景、笔、墨。气韵自不必说，让山水画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不仅仅是自然景物的摹写照搬之上。笔墨，则将画者的笔痕墨趣，作为了艺术与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的摹写涂抹。
“六法”的高度，成就了山水画的高起点高姿态，而谢赫与荆浩的“六法”，又都是发自于中华思想文化中对天人合一的不懈追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六法”为艺术创作与审美品鉴立下了一个极高远的，混大道于一体的高远目标。
气韵生动，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苏轼：腹有诗书气自华。
气，秉承阴阳虚实思想，代指与实体可感事物相对的精神存在。何景明《内篇》：气者，形之御也。气以神动，形以气存。在中华文化中，气有统摄精神意志，与天地交感的作用。人与天地的感应，总不好通过触摸、呼喊来沟通，于是古人借用了气。不但是周流天地间的空气、云霓，也是万千气象、四时节气，更是个人攸关性命的一呼一吸。吐纳于天地间，便将天地与人勾连在了一起。
谈到气韵，就必然是有关天地大道、有关个人精神追求的终极精神境界。以此来创作与欣赏艺术，自然就让艺术有了技近乎道的追求。
宋代山水画历经了严格的写实阶段：四时之景、朝暮之变，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创作标准，都是对画面描摹对象本身的细节与真实性的高标准要求了。
宋人将诗歌与绘画结合起来，以诗句来命题作画，将绘画与诗歌的气韵精神统一起来，逐渐开创出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俱全的绝代组合。即便是放到今天来审视其艺术表现手段，也绝对称的上是惊人的超前跨界组合了。
然而在这些创作者们看来，这些手段并不是相互割裂区别的东西，它们都只是诗意与意境的不同表现方法，将各自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也只是为了将气韵表达的更充分罢了。并没有什么跨界与颠覆之类的意思。
元代的绘画就更加强调气韵与笔墨，形似被放到更加次要的位置，水墨画占据主导，然后题写诗书、铃盖印章。墨分五色、书合诗意、再配以鲜红的印章，整个作品的形式、内涵、气韵，都变得圆满契合、兴味无穷。
看起来，我这读书、治印、赏诗的笔记，虽然有点不伦不类，只算是自己学习中的些许乐趣，还是有前贤可鉴的啊。
《和董传留别》宋·苏轼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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