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记录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中描绘出了众多运筹帷幄，机智过人的谋士形象，他们在各国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此通过查阅和梳理典籍对“谋士”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对三国前谋士群体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概述，同时介绍其中的代表人物。
第一节谋士概念及其界定一、关于“谋士”的界定谋士字面意思指以“谋”为手段参与政治的士人，为了更好地研究谋士群体，有必要分别对“谋”与“士”的涵义进行考释，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清晰的界定与划分，阐述谋士所起到的职能。“谋”之释义所谓谋，通过对“谋”的定义进行梳理可知，它用作动词时可以认为是思虑、决断事件的过程，用作名词时可代指谋略。
“谋略”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中，其一是代指官职，其二是指计策，这一词语也被后世文学如《后汉纪》《后汉书》等沿用。“士”之阐述关于士，“士人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人这个特殊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东汉时许慎的《说文解字》有言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从事某项事务的则可被称为士。《白虎通》中载：“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认为士具有丰富的知识或技能，并以此从事某项事务。
关于“士”的定义与注解，孔子提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认为：“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指出士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回报，且“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曾子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士人的品格提出要求。可知分封制下，士人的地方低于卿大夫，高于普通的平民百姓，处在贵族阶级的最末层。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化，士的地位也有所转变。
《孟子》记述：“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可以看出按照当时的阶层划分，士与庶人间的界限已有所变淡了。此时的士位于四民的首位，是学有所长并且凭借才学获取自己的地位，属于“士民”。士最初是从贵族阶级中分化而出，处于最末端，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制度的变化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和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伴随着社会体制的变动，士逐渐与庶人的距离缩小了，其中一些专门负责在幕后筹划的士人演变成了谋士，他们依靠自己的才干纵横于当时之世，针砭时弊，成为统治者的左膀右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谋士职能阐述关于谋士的职能，战国时期的著作《六韬》中有记载：“主图案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指谋士所具备的职能是可以考虑国家大事，消除国家的隐患危难，讨论将士的能力高低，严明对人的赏罚，讨论官职的授予，裁决困难的疑惑与问题，对大事的可行性做出判定。刘向则在《战国策》中提出：“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认为谋士应当可以在关键时刻献出奇策，将国家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让国家得以正常运行，肯定了其智谋的作用。
陈长荣先生在《中国谋士论》中认为：“谋士人物是环绕在君主身边搞战略性谋划的人才，是随时以供咨询的高级顾问，也是君主处理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得力助手。”由此可见谋士这个群体就是凭借智计参与社会活动，尽心尽力建设国家，并以此获得统治者和社会的认可。君王欲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一定需要谋士进行幕后的筹划。总的来说，谋士的职能范围较宽泛，从小处而言，能够为君王提供日常的行为指导，献言献策，规劝不当的行为；
从大处来说，对国家的军情军机、政治要事、经济策略、选拔人才等方略的制定均能置喙，提出有利的建设性意见，对国家日常治理和对外征战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结合上文对“谋”与“士”的梳理可对本文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谋士是凭借智谋依附统治者，倚仗自己的才华与能力为统治者排忧解难，出谋划策，并以此参与社会活动的士人群体。
第二节东汉前谋士发展历程为了将国家建设的民富兵强，取得战争的胜利，统治者需要借助许多有智慧的人才，因而自古以来明主就十分渴求贤才，谋士是从士人群体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体系，成为专有的职位。士阶层兴起自有政权建立时起，为了管理国家，让国家富强，君王就求贤若渴，各个朝代的圣主贤君深谙此理，于是他们对士人极为尊重，看重招揽贤才，并以此作为治国理政之本。
早有大禹称赞有德行的臣子：“辅德，天下大应。”又有贤帝舜下诏寻求股肱之臣：“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展现出了君王想要找到可以辅佐自己人才之意。自上古至周代，虽有谋臣出现，但选官用官制度尚不成熟，谋士也是出自贵族阶级内部。如为人称道的周公旦，是西周时期名声最为卓著的谋臣，他虽手握重权，但安分守己，做好了自己身为人臣的本分，武王在时提出“以殷治殷”的政治谋划，之后又尽全力辅佐当时年纪较轻的成王，平息叛变，对于国事发展大有裨益，可见对人才的运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
然而西周时官府垄断教育资源，面向贵族阶级培养礼乐文化和军事技能，出身寒微的平民难以受到系统教育，故当时的士人大部分来源于贵族阶级，由他们担任官员参与治理国家。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宗法制累积了经济基础，出现了世家大族兼并土地的现象，礼乐文化受到冲击，贵族阶级的统治出现混乱。春秋时期的谋士仍从属于君主，然而逐渐有出自平民阶层的趋势，并且流动性增强。
在私学尚未兴起时，士阶层属于宗法制度下的底层贵族阶级，“传统王官之学下移，私学的兴起，为新型士阶层的崛起开辟了道路。”私学的发展兴盛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进步，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人才，教育不再为朝廷所垄断，学术下移让许多贫寒士人获得了求学的机会，如孔子的弟子中就有箪食瓢饮的颜回。教育的变革让普通百姓得以学习文化，增长见识，进而成为幕僚。
当时越王麾下著名谋士范蠡便出身寒微，但他发愤图强，拜计然为师，广学善思，由于楚国仍采用贵胄为官，他便奔走至越国，为越王出了五计，多献奇策，最终使得越国富强振兴，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辅佐其攻破了吴国，自己也获得了极高的荣誉，成为相国。还有齐国的宾须无亦不属于贵族阶级，他作为谋士协助公子小白为齐王，制定了许多理政的良策，为齐国兴盛立下汗马功劳，一力促成君王霸业。
可见当时的谋臣阶级已经开始有所转变，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私学的兴起，士之结构更改，士人来源愈发广阔，其规模也逐渐发展壮大，处于底层的士人获得了晋升的条件和机会，能够参与政事。二、士人正规化战国后，士人进一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影响力变大，谋士与统治者间有变从属为主客关系的趋势，春秋战国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而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可知这个时期贵族阶级有可能身份降低变为士族，同时普通百姓也可能凭借努力跻身进入士这一阶级。
此时的谋士不仅阶层地位有所转变，大部分是中下层俊杰或没落贵族，战国动荡不安的社会也使得统治者更加迫切地需要招揽宾客，需要具备各种才能的士人，养士之风故此盛行，四公子均豢养诸多士人并以此为荣，如孟齐国尝君就不吝于聘请鸡鸣狗盗之徒。士人在各国之间流动转圜，不拘出身贵贱，在各国成为谋士、义士、辩士等，当时的思想倾向是尊崇权术，看重筹谋，以至于计谋在各国斗争中变成决定性的因素。
在尚谋观念的影响下，谋士群体自然就成为了其中最瞩目和最为重要的一批士人，相比于此前谋士受到皇权较为严苛的束缚，他们拥有了更为自由的活动氛围，受到统治者的礼待。秦朝时，底层阶级士人成为谋士的几率大大增加，如李斯、百里奚、尉缭等人，虽非贵族也能凭借自己的本事成为股肱之臣，但国家统一后集权统治的大力加强使得谋士的自由度有所降低，地位也有所下降，秦始皇就曾焚书坑儒，戕害士人。
秦汉交替之际，天下面临着重新划分，对谋士的需求较为迫切，汉高祖刘邦被评价为“其君既起身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可见他手下多草根，他能成功称帝离不开谋士张良的运筹帷幄和萧何、陈平的苦心经营，而这几位刘邦身侧最重要的谋士就出自底层，张良评价自己“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指自己是布衣出身，陈平“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萧何“沛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他们三人由于来自底层，故了解民生，善于体察生活，所制计策立足现实，为汉王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随着君主集权程度的加深，谋士的自由度和地位均会有所下降。在乱世时出于笼络人才的需要，统治者要礼贤下士；治世时君王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因而谋士不仅要效忠于自己，也会被君主所操控。他们地位的转变较为被动，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即便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萌芽，也受制于皇权，难以跳脱出种种限制，不免沦为统治者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