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追求审美自觉的特殊时代，在这个时期，山水文学发荣滋长。
作为百世不易的自然物象，山岳千百年来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发展，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在中华文化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内涵与地位。
一、山岳信仰与想象书写上古时期，“巫”拥有能沟通天与人的特殊身份，也自然成为了神在人间的代言者。
“巫”通神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举行仪式使神“降”于人间，二是经由“天梯”与神会面。自然“天梯”便成了古人所认为的能够通达天界的路，是沟通人间与天界的纽带，是上古时期人类对与天沟通之渠道的幻想。
高山巨岳因其天然的外形优势，是人类所能踏上的最高点，也就被想象为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路径。
这种将山岳视作“天梯”以沟通天人的幻想和意识，在《山海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袁珂注解说：“‘十巫从此升降’即从此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这种将山岳视作可以通达天界和人间，以此传达上天旨意和禀明民情的“天梯”的观念，使得先民对山岳最初的想象就是与“天”相关联的。
当生产力低下，认知能力有限时，进入林木葱郁、云遮雾绕一切充满了未知的山岳并安然无恙的走出是极为神异的事，所以早期对山岳为代表的“自然”的想象与记录呈现为一种“超自然”的状态。
在上古神话中，昆仑山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神山之一。由昆仑山及西王母衍生而出的一系列神话和仙话，奠定了后世的神仙幻想及神仙谱系。昆仑山也成为古代帝王追慕以求见仙人、祈求长寿成仙而不死的仙山。
对昆仑山的记载和追慕也体现了先民对山岳神性的崇拜和信仰。《艺文类聚》载《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
张华《博物志》曰：“昆仑从广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神仙之所集。五色云气。五色之流水。其泉东南流入中国。名为河也。”
葛仙公传曰：“昆仑。一曰玄圃。一曰积石瑶房。一曰阆风台。一曰华盖。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也。”
在这些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得以窥见先民对昆仑山的态度：不但认为其中有神灵，甚至其山本身就是神仙的居所，整个昆仑山空间都具有神性，而且这种观念和记载自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淮南子·坠（地）形训》中对昆仑的描述也是极富有神性的：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悬圃、凉风、樊桐都是昆仑山脉的名字，在记录中，这些山脉是神圣而有灵的，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登上这些山脉、进入山脉的空间内，便能获得不死仙身和召唤风雨的神力。而且登得越高，所能获得的能力也就越大。
山岳作为信仰空间的进一步发展是相信有神明居于山中，将山岳视作天神在人间的栖息之处，而展开对仙山的追寻、对山神的敬畏、崇拜和祈求。
“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早期神仙想象也多是依靠山岳而发展起来的，如昆仑神话，蓬莱神话等。
对于先民来说，想象中的仙界一在大海上，即是以蓬莱三岛为代表的东方海域之仙境，另一处则是西王母所在之处，即是西极陆地之上的昆仑仙山。对于海外仙山和昆仑神山的追寻本质上也是一种山岳的崇拜。
二、山岳祭祀与仪礼书写在山岳崇拜和山岳信仰的影响下，山岳祭祀也伴随文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这里将主要从官方的封禅行为和民间的祈福行为两个角度论述对山岳的观念与文学书写。
帝王的封禅活动，是在神学思想统领下重要的求仙活动。
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道：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
可见封禅就是历代帝王为答谢天地之恩而举行的祭祀活动，且这种活动已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而山岳作为这种行为的承载和沟通天人之间的媒介，自然与此前奠定的山岳神圣意义密不可分。
上古时期在先民们的观念中，众民是天所生，皇天上帝为众民之宗主，上天选择敬天且贤德有才干的国君作为人间的天子，授予他众民、疆土和人间的无上地位，使之代天保民。
同时作为天子的人间帝王也就承担了祭祀天地的职责，掌握着与天地相交通的权力。
一些高山巨岳也被认定是神仙的府宅，是人间通向天界的阶梯，因此成为国家祭祀活动的场所，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地位，受到历代统治政权的保护和敬重。
天人关系更多表现为天神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统治者暴虐无道，上天就会降下惩罚，更换统治者，以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君权神授”说正是运用“天人关系”，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寻求权威和依据的典型代表。
董仲舒积极并成功地解决了汉代“究天人之际”这一时代问题。并逐步将天命论与阴阳五行说糅合起来，建立了庞杂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
祭祀行为发生的主体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所指派的代表，也就是说从活动的发生条件来讲，祭祀行为本身就是一件等级森严、带有阶级性的活动。
所以山岳祭祀天然带着一种神圣和等级观念。不光是祭祀者带有等级观念，只能由特定的人祭祀，山岳也被分为了不同的等级，统治者的封山祭祀活动，只能在特定的山中进行。
三、山岳隐居与生活书写山岳既是神圣的信仰之地，也是山中隐修者的生活场所。这些带有宗教思想和文化才能的的修行者，日常活动以及在山内修行和山外的社交关系网络，构成了“山中”特殊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空间。
尤其是随着汉末战乱的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文士选择走进山林，这也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隐士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山岳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并非一成不变。
老庄时代就已经有归于自然的观念，但更多的强调避世以逍遥，隐遁以求人性的返璞归真。
这种思想成为后世许多隐遁者的思想来源，如《晋书·阮籍传》：“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
这里的“登临山水”就是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进入山中而忘归，但这并非是因为爱山水之美，而是要在山水中有所体悟。
另一方面来讲，阮籍登临山水的行为又是与隐遁思想相通的。在老庄思想的启发下，隐遁思想驱使着进入山中的实际行动，这种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大背景而渐渐盛行，逐渐成为了潮流。
消极避世的观念也引发了很多质疑，在嵇喜的《答嵇康》诗中就有：“达人与物化，世俗安可论。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独特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反映在文学中，“隐逸”就成为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这一时期的正史，自《后汉书》首立《逸民传》以来，《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皆有“逸民传”，这也正是证明了当时隐逸文化之流行。
隐逸思想的物质承载是隐逸的场所，而隐逸场所的选择首先就是要避开尘世。因此，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山岳空间就成为了隐逸生活的首选。
山岳作为隐逸生活的空间而越来越受推崇另有一重要原因就是文人对于山岳作为隐居最佳场所的“建构”。
无论是隐居于此，还是未能隐居、依然处在政治活动中的文人，他们强调山林中是如何美好和远离俗务，幻想着山中生活是如何岁月静好、远离现实的苦闷。
无论是作为情感的示范还是文化现象的标志，山林越来越进入文士们的视线，也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
结语无论是与文学结合而产生的山岳文学，还是带给人们品行和文学创作上的激励，山岳文化的形成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山岳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山岳观念和文学书写深刻体现了山岳文化与文人、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更是体现了自上古以来的神话思维向中古时期哲学思维和审美思维的转变与进步。
参考文献《山岳与象征》
《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