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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百家号思旧乡之,小编今天和大家说说南朝时期的文化史,据小编所知,萧齐初年,儒学有一个很短时间的复兴,这与高帝本人对儒学的态度是有关系的。高帝十三岁曾师从名儒雷次宗学习“三礼”《左氏春秋》,即位之初表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要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大臣王俭更是积极倡导儒学,并潜心于丧服和礼制的研究,时人称他为“儒宗”。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齐初出现了一批钻研儒学的学者,如虞通之、张充、张绪、测等,《南齐书》说这些士人“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不过,此时已是儒学中衰时代,儒学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这些经学家在治经的同时,也研习“三玄”,就连王俭本人也不是一个醇然的儒者。尽管这一时期的玄学已不同于魏晋,没有新的理论问题的提出,没有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但玄学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宠遇,将它立为国学之一,因而玄学也就成了士人的必修知识,善玄言仍可以饮誉士林,王玄载、王僧虔等就是这类人物。因此,萧齐的儒学是玄学化的儒学。齐高祖建国后,一时无暇整顿教育。建元四年(),高祖下诏立国子学,置学生一百五十人,以太常卿张绪领国子祭酒。可是不久高帝病死,此事束之高阁。
武帝在位凡十一年,除永明三年()曾下诏“省总明观”及“崇建庠序”外,其他有关教育之事未有所闻。武帝死后,齐宗室接二连三地爆发帝位之争,教育之事无形停顿。建武四年(),明帝下诏复立国子学,但复学情形未见记载。总之,萧齐一代共二十三年,除尚书令兼领国子祭酒的王俭开学士馆监视诸生一事尚足称道外,学校教育毫无成绩可言。萧齐对教育不重视,却大力崇奉佛教。高帝建国后,即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兴建寺院,供养僧众;武帝对佛事的尊奉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曾下诏沙门在天子面前不必自称贫道,准许他们自称名号谈话叙事。这是佛教传入东土以来的一件大事。
传统上,僧道一向被视为与巫觋同样的低微,但经过武帝这道诏令,僧侣的人格获得了明确的肯定。萧齐诸王多奉佛,但最迷狂的是竞陵王萧子良。他设立义斋,并在西邸招请名僧,讲说佛法,作新的梵呗,由唱导师来演唱。僧侣与在家奉佛者共同举行盛大的佛教仪式,这在江南还是前所未有的。萧子良因而成了这种佛教盛事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主持下,永明六年(),范缜同数十名僧人及奉佛者进行了第一次因果大辩论。道教也获得了萧齐帝王的支持。褚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高帝为他立太平馆,建元二年()又敕蒋负刍于馆行道。但总的看来,萧齐诸帝对道教的情绪没有像对佛教那样高昂。萧齐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是“永明体”的出现,一是艳体诗的露头。
永明年间,在竟陵王萧子良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凡稍有才名者,均为其藩邸所网罗,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王融、谢朓、萧琛、范云、任昉、陆等八人,号称“竟陵八友”。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立四声八病之说,对诗歌创作讲究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对立,其余类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八病”。篇幅的长短,通常在十句左右,后来定格为八句一首。此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就是“永明体”。“永明体”的形成是诗歌创作追求音乐美的复归,是对晋宋以来文人诗语言艰涩的一种纠正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关键转折。艳体诗的特点是语言华美,色彩浓艳,内容多写男女之情。
由于此期传统道德意识的淡化,加上民间情歌的影响,诗中的艳情成分日益增多。谢朓、沈约等人对这些都是行家里手。这种艳体诗是梁代宫体诗的先导。此外,骈文在齐代也有所发展,代表作有江淹的《恨赋》《别赋》,文辞富丽高雅,音韵铿锵优美,句法错落有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仍然盛行,先后出现了不少著作,如臧荣绪的《晋书》庾铣的《东晋新书》孙严的《宋书》等等。官修国史最突出的成绩是沈约仅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一百卷的《宋书》编撰。从保存史料来说,这本书做得不错,书中既为宋讳,又为齐讳,本纪中极尽曲笔之能事,因而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另外,檀超和江淹在掌史职时制定了修齐史的条例,拟立十志,虽然江淹粗成了十志,但整套书最终没有完成。
此期,与史学相关联的学科有所发展,如谱学、目录学等出现了好的作品,王俭的《百家谱集》《七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谱学是研究有关家谱、族谱、宗谱源流的学问,与当时的世家进取关系极为密切,因而为时人所看重。自晋以来,谱学形成了贾氏之学和王氏之学的分脉。刘宋时期的王弘在刘湛《姓氏簿状》的基础上撰成《百家谱集》,王俭复在此用力,并以贾氏所传之谱作为补充,做到了繁简适中。王俭的谱录是在当时检籍的情况下所作的,因而具有维护大族利益的时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王俭的《七志》在继承汉刘向《别录》之体的基础上,新创了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由于这部目录是私人完成的,也开启了私人编撰书目的先例。南齐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现了谢赫的绘画理论。他本是一位不错的肖像画家,有《安期先生图》《晋明帝步辇图》等作品,在总结了过去绘画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绘画理论名作—《古画品录》,把始于魏晋迄于南齐的画家二十七人分成六品,各加评说,并提出了“六法”的绘画创作理论,在我国绘画史上极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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