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北齐书慕容绍宗传》，尔朱兆听罢大怒，把慕容绍宗处以禁止的处罚。但《北齐书神武纪》却说：其长使慕容绍宗谏日：“不可，今四方扰批，人怀异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日：“香火重誓，何所虚也。”绍宗曰：“亲兄弟尚尔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语绍宗与神武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
在《北齐书·绍家》记数中，尔朱兆十分生气，立即将慕容绍宗予以“禁止”的处罚，而《北齐书神武纪》记载，尔朱兆因为犹豫而最后放过了高欢，惩罚了慕容绍宗。综合当时的背景来看，尔朱兆没有识破高欢的诡计，还在于他也试图拉拢高欢，故《北齐书神武纪》的记载更为可信。
尔朱兆自认为自己是尔朱荣的继承者，在尔朱阵营中同其他尔朱氏成员关系不好，如“废帝既立，尔朱兆以为不预谋，大为愤恚，将攻世隆”就是证据。他拉拢高欢也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尔朱氏阵营中的地位，其次就是六镇鲜卑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他自己对解决这个问题缺乏信心，所以也只能通过高欢来安抚六镇人。
尔朱兆本以为这种关系能够对高欢造成一定的约束，但是高欢推翻尔朱氏的决心已下，岂是不可靠的“香火盟誓”所能约束？这只是他欺骗尔朱兆的政治手腕。
高欢通过对尔朱兆的欺骗，顺利地来到了河北地区。河北地区历来由世家大族所掌控，当时的河北大族主要有以下几大家族：渤海高氏、渤海封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其中，渤海高氏自从北魏以来就盛产名臣，高允、高祐都是其典型的代表。
到了北魏末年的动乱之时，高祐从父弟高翼就开始以地方武装豪强大族领袖的身份介入到北魏末年的政治斗争，其子高乾、高昂兄弟更脱离了优秀文臣的模样，而变成了乡里豪杰，他们多次违反公法，横行乡里，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
高乾兄弟所属的渤海高氏家族是十六国以来比较显贵的高门大族，但是高乾这一支却默默无闻，主要以乡里土豪的面目示人，因此，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地方军事集团。他们拥有的部队自筹粮饷，不用高欢控制的朝廷负担，显然是一种战斗力极强的武装力量。
又如渤海封氏，其家族在冀州夙有名望，在北魏末年爆发的沙门法庆之乱中，渤海封氏的代表封隆之就“同大都睿元文遥一起讨平之”，朝廷之所以如此任命乃是看中了渤海封氏的地方影响力。渤海封氏拥有如此巨大的活动能力也是和他们自己拥有的私人武装力量分不开的。子绣集众将攻娄定远的“兵数千、马千匹”自然不是国家的兵，而是他们家族自己的部曲。
可见其家族军事实力的巨大。所以，虽然渤海封氏也是以军事实力为依托而获得了崇高政治地位的家族。除了渤海封氏，另外一个积极参与了东魏北齐政治的河北大族乃是赵郡李氏，其代表人物是李元忠，他在地方上威望极高，连盗贼都害怕他的威名。葛荣起兵后欲拉拢他加入自己阵营，但是他并不买账，顽抗后被击败俘虏，后辗转投奔尔朱荣，最后参与了高欢起兵。
李元忠的同族人物李密、李憨、李景遗、李裔等人也参了河北起义。一般说来，地方豪族掌握着大量的依附人口，他们大多数以武力见长，因豪侠而知名。从高乾、封隆之等人的背景来看，他们应属于地方豪族的行列，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征召起强大的地方武装同尔朱荣相抗衡。这些反对尔朱荣的地方豪族本身拥有强大的军事武力，应该是他们不容于尔朱荣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世家大族曾拥戴尔朱荣之军师刘灵助为首起兵讨伐尔朱氏。刘灵助本就是尔朱荣之党羽，但是此人乃是靠迷信起家，结果在尔朱部将侯深的打击下定州兵败，而河北世家大族在其失败后不得不退回乡里，暂时潜伏下来。在高欢大军来到河北之时，这些反对尔朱势力的河北大族人物一开始是对高欢不信任的，因为当时高欢还没有打出推翻尔朱的旗号。
对此，高乾洞若观火，高欢见到他以后很高兴，一见如故甚至到了“同帐寝宿”的地步。这并非高欢同高氏兄弟多么投机，而是高欢需要他们支持来对抗尔朱氏霸权。可见为了自己的霸业，高欢费尽心机，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为达目的，必要的时候不惜动用非正常手段。
在有了六镇鲜卑武装和河北大族武装的支持后，高欢仍然小心，并没有立即同尔朱集团决裂，这是因为时机的不成熟。商得到了河北强武装的支持，但六镇鲜单由于数次被尔朱契所败，对其分畏惧，所以，高欢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诱使六镇鲜卑来归附自己。高欢对六镇鲜卑进行了一番动员，高欢指出他们“乡里难制”，无“刑法”，终将败亡。
但此话显然是高欢的计策，因为高欢自从进入河北地区以来就一直“禁侵掠，百姓归心”。从此，在共同的“乡里”关系的基础上，高欢牢固地控制了这支六镇鲜卑武装最终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权。
在同汉人豪强武装的联合的基础上，经过了广阿之战和韩陵之战，尔朱集团被彻底消灭，高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欢在取得胜利以后，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晋阳，把六镇鲜卑重新迁回并州，在并州置恒、燕、云等州，将六镇鲜安置下米，他们的地位被明是提高。
陶贤都先生在其著作《西南北府与府政治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当时，虽然高欢以丞相的身份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但是当时的皇帝及朝廷大臣仍然保持有一定的权力，对高欢形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此时尚不能说高欢已经确立了霸府统治。
不过，他并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高欢和尔朱荣都不约而同地将大本营设置在距离洛阳很远的晋阳，而不是进驻洛阳控制皇帝，或者迁都晋阳？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当时的历史条件，不难发现，高欢如此举动乃是受到了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高欢借以起家的资本，毫无疑问是六镇鲜卑军，如果他放松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则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同其他大权在握的霸府独裁者相比，高欢的个人经历有所不同。例如宋明帝刘彧或者齐高帝萧道成，他们本身都是直接掌握了王朝的中央禁军，最后完成了自己的霸业。而对于高欢而言，他掌握的乃是因为叛乱被惩罚而迁徙到中原的王朝的边防军，这些军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20多万，他们正痛苦地生活在尔朱政权的残暴统治之下。
这些生活困苦的鲜卑兵众，处在极度绝望的境遇下，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权人物出来领导自己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在当时，六镇鲜卑既是一支军队，也是一个庞大的流民集团，而高欢就是这支流民集团的流民统帅。由于高欢的权力建立并非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因此，高欢对六镇鲜卑人的权威是相对的。
高欢在面对北镇鲜卑人的时候，说话的口吻比较温和，这是因为他的统帅权建立在自己同六镇人互为“乡里”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高欢的出身和背景并不高贵，可以认为，此时的高欢对北镇鲜卑军队的控制力度是有限的。因此，高欢才对他们说“尔乡里难制”的话，虽然高欢重申了纪律的重要性，但其成效并不大。
高欢在晋阳设立了丞相府，这个丞相府的军事意义远远高过行政意义，这是由于高欢的权力基础在于六镇鲜卑武装的掌握，所以，高欢的丞相府更像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对于高欢而言，解决六镇人生存的问题高于一切，在当时条件下，除了并州以外，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安置六镇鲜卑，否就要和汉族发生冲突。
此外，当时活跃在并州一代的纥豆陵部落和稽胡势力对北魏构成严重威胁，高欢将军队主力驻于晋阳，也便于对他们发动征过，在对这些部族的征讨中，也可以劫掠他们的物资来缓解六镇鲜人的生存危机。否则，他应该直接出兵打击对他威胁更大的贺拔岳、贺拔胜兄弟和东方的樊子鹄兵团，因为这些兵团的存在对他的威胁更大。
结语
所以，高欢在晋阳建立大本营主要是为了解决六镇鲜卑人的生存问题，但同时忽略了对洛阳朝廷的控制，这也就为高欢后来同孝武帝决裂埋下了隐患。总而言之，高欢的政权对北镇鲜卑的依赖程度很高，决定了他不得不将大本营建立在晋阳这个北魏建立政权以来的胡族人聚居地，以避免鲜卑人同其他汉人武装力量发生冲突，这也就导致了他的丞相府更具有军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