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和七年（公元年）三月十八日，武帝将宇文护诱入太后宫，以劝说太后戒酒为名，趁机一举杀死宇文护，根据《周书宇文护传》的记载，当时在武帝身边的只有宦官何泉和卫王宇文直二人，而参与密谋的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等人则似乎并不知情。
武帝杀死宇文护后，又迅速诛杀宇文护子宇文会、宇文训、宇文至、宇文静及宇文护的亲信柱国侯伏、侯龙恩及其弟万寿、刘勇、尹公正、袁杰、李安等，他们被杀得十分迅速，宇文护集团未及防备。
在杀掉宇文护后，武帝下诏暴宇文等罪恶，该诏可见于《周书宇文护传》，它指责宇文护“志在无君，义违臣节”“任情诛暴，肆行威福”的罪行。还指出宇文护等委任亲信的罪行，指出他们无甚军功却窃据军政大权的事实，其用意可能是拉拢对宇文护亲信不满之其他勋贵武将。
这也体现出北周政治的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仍未消退。武帝的诏书还指出，宇文护在军事上无所作为给北周造成的伤害，导致了“百姓嗷嗷，道路以目”的危险局面。所以，武帝亲政后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军事上有所作为。
周武帝首先废除“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将总归相府的军权收归自己掌握。建德元年六月，改置宿卫官员。与此同时，武帝还格外重视军队的整训，其中比较重要的活动有讲武、大射、大阅、校猎等活动。谷霁光先生指出，春夏秋冬四季的讲武教战之礼的内容完全相同而名称不同。
而所谓校猎之法，《隋书》记载了其内容，根据记载，百官都要戎服从皇帝入围，而且六军将士也要参加，因此，教猎之礼仪也是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在这些典礼仪式上，皇帝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北周所处的时代条件，不能不说军礼在北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推测，北周的军礼的实战性远远高于礼仪上的象征性。
当然，北周武帝为了消灭北齐，还曾经亲自领导过多次实战演习，这种实战演习的目的当然更具有针对性。周武帝之所以对军事事务事必躬亲的原因还在于提高皇室家族的威信。自从宇文泰死后，宇文家族的威信就逐渐下降，这集中表现在军功上。宇文护执政发动了几次对北齐的战争都没有取得胜利，宇文家族的成员在作战中也表现不佳。
例如卫王宇文直率军援助南陈叛将华皎，由于指挥不力，周军战败，前锋元定被迫投降。又如齐王宇文宪，也在同斛律光的对抗中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总体上说，宇文家族没有在军事上多有建树，这就迫使武帝必须在军事斗争上做出表率，赢得战功，才能震慑关陇贵族。而最大的战功莫过于一举吞灭宿敌北齐。
武帝表现出得意洋洋的样子，这无疑让韦孝宽感到十分不满，故韦孝宽说“替在少壮，亦曾输力先朝，以定关右”，可见他对武帝高傲的态度并不满意。这说明武帝和老将们的芥蒂依然在持续和扩大。从政策方面来看，周武帝上台后的许多政治举措其实都是为了军事斗争服务的，例如灭佛就是如此。
灭佛本身并不利于巩固政权，在南北朝时代，佛教已经深入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朝后期，佛教信仰依然长盛不衰，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的官僚贵族，都热衷于崇信佛教，骤然灭佛，必然会丧失人心。
然而，由于北周政权自身条件所限，军事斗争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如何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消灭北齐和南陈统一中国，才是周武帝所考虑的。因此，他才采取了灭佛这种比较极端的手段来增强国力。卢思道认为周武帝生性残忍刻薄，不具备承平之君所具备的品质才能，所以享国不久。
卢思道的看法可能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周武帝的普遍看法。周武帝的这种性格和他长期生活在宇文护的阴影下受到压抑有关。武帝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练甲治兵”，其目的自然是为了统一中国，但是因此对文化礼教极为忽视，可以认为北周王朝的文化基础极为薄弱，这无疑促进了北周的最终覆灭。
周武帝夺回政权后，把被宇文护垄断的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而且进一步加强皇权。由于对亲兄弟都无法信任，故周武帝只能相信自己的一些亲信，如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尉迟运、王谊等人。武帝诛杀宇文护，依靠的是身边的少部分亲信人物，这些人物有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尉迟运、王谊等人。
作为一个没有战功的官员，王轨的跃升速度不可谓不快。又如宇文神举，在宇文护死前也是个“雅好篇什”的侍从官员，并没有战功。又如宇文孝伯，少时为北周武帝同学，武帝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借口共同学习，经常引宇文孝伯入官密谋，在宇文护垄断大权的年代，武帝的这些亲信人物不太可能掌握兵权，获得军功。
可见，缺少军功是周武帝亲信人物共同弱点，所以，如何尽快令他们取得战功以震慑其他关陇贵族家庭，乃是留在周武帝面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亲政后，武帝不断制造机会，让自己的亲信人物获得军功。建德五年武帝讨伐北齐之时，就让已是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的王轨担任攻打北齐重镇晋州的任务。
北齐灭后，又令其担任行军总管抵御进犯徐州的南陈大将吴明彻，取得大捷。王轨面对强敌指挥有方，沉着镇定，令敌人陷入恐慌之中，最后获得大捷，其个人军事成就也达到顶点。另一个周武帝亲信人物宇文神举，在宇文护死后担任京兆尹，不过没过多久就调任前线熊州担任刺史，当建德五年周武帝伐齐之前，宇文神举趁机攻下陆浑等五城。当北齐被消灭后，他又被任命为并州刺史。
逃往在北齐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见到有机可乘，率领军队试图占领并州，此时又是身为并州刺史的宇文神举率领大军前去迎击，高绍义的军队很快就受到宇文神举军队的打击。高绍义本以为可以趁着北周军队主力退出之机占领并州，但是却在宇文神举布置的抵抗下一败涂地。
北周宗室宇文孝伯是周武帝的同学，他也参加了消灭宇文护的政变，太子宇文赟统兵西征吐谷浑，军中之事多取决于孝伯。以后宇文孝伯没有参加北周的多次对外战争，周武帝派他留守长安，武帝为宇文孝伯“居守之功，无忝战功”，于是超拜大将军，可见在北周社会最重要的进阶之资乃是战功，这是跟北周面临的军事斗争形势分不开的。
周武帝比较信任的另外两个大臣是尉迟运和王谊，此二人虽然地位没有上述三者重要，但是同样在北周后期政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另一个可以算作周武帝亲信人物的王谊，本出身不高，其父亲是显州刺史而已，《周书》《北史》均无传，也没见到诸如柱国、大将军的封号，王谊本人可视作周武帝亲信集团中最边缘化的人物。
学者指出，周武帝即位后更加重视宗室，不过应该看到，周武帝重用宗室的原因就是加强宇文家族对军权的掌握，以便在高度军事化的北周社会中保持对其他贵族家族的优势。北周社会的这种特征同以往其他专制王朝不同，以往专制王朝虽然也把军事暴力当成国家的唯一支柱，但是政权基本掌握在文官手中，文官晋升的路径不靠军功。
而在北周，无论皇权的运作、宗室地位的保持抑或是皇帝宠臣的地位都严重依赖对军权的掌握和军功的获得，这是由关陇集团强烈的军事性质所决定的。
周武帝在信任亲信掌握大权的同时，赋予了宇文家族其他成员更多的领兵权。吕春盛指出，武帝亲政时期以宇文宗室为权力核心的做法加深了北周政权的统治危机，他认为西魏北周政权是由北镇势力、关陇河南河东土著势力、追随魏帝势力三种势力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性格的政权。
而武帝的种种做法，无疑是严重破坏了北周政权的统治基础。他们的这种看法首先打破了对周武帝的过度迷信，提出了北周内部存在的矛盾早在武帝时代就开始积累。从一些人物的高谈举止当中可以认清当时的特点。如杨素，在杨素眼里，没有照顾到他父亲的周武帝乃是无道天子，此种思想的根源在于对宇文政权的认可度不高。
抱有同样心态的关陇贵族似乎不在少数，如宇文泰时代的老将韦孝宽，就坚决地成为杨坚篡位的助推手，就连救过宇文泰一命的李穆也说：“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时若此，吾岂能违天”，可见，北周政权的大部分关陇贵族对周隋禅代的态度是默许乃至支持。
应该看到，这种心态的积累是长期的，宇文家族虽然夺取了皇位，但是在宇文泰生前就没有形成对其他关陇贵族家的绝对优势，宇文护虽然勉强令政权改换门庭，但其错误愚蠢的内外政策大大丧失了人心，到了周武帝时代，老一辈关陇贵族虽然死去，但其对宇文政权貌恭而心不服的心态却传染到了年轻一代身上。
结语
而周武帝任用亲信掌权猜忌群臣的行为又加深了这一状况，所以一旦出现主弱臣强的局面，宇文政权必然垮台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虽然当时也存在着诸如颜之仪之类较为忠诚于宇文氏政权的大臣，但其在生前就受到排挤，于事无补，至于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人起兵反对杨坚，虽然一度造成了很大声势，但杨坚动用强大的北周中央军一一弥平，最终篡夺了北周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