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第70卷首页。
辽博展出的《宋绣梅竹鹦鹉图》。本报记者郭平摄
清内府制作的书衣。
提要
省图书馆藏有宋刻本《南史》残卷，共两册。《南史》是由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编撰完成的、关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虽然由私人编著完成，但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世名人称赞。唐高宗为之作序，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成为传世正史之一。省图藏宋刻本《南史》从另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古籍流传与保护的艰难以及传世古籍的珍贵。
壹宋版《南史》与宋代丝绣的故事
在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过宋版《南史》后，记者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参观“和合中国”展览，一幅丝绢绣品吸引了记者。引起记者注意的并不是这幅绣品与省图藏宋版《南史》来自同一个朝代，而是绣品上有两枚“朱启钤印”，它们唤醒了记者脑海中关于这两件文物在70多年前所遭遇的跌宕起伏的经历。
如同人海中散步的两个陌生人有可能因为一场意外而产生交集，辽博展出的这件《宋绣梅竹鹦鹉图》在70多年前的战乱中，与省图藏宋版《南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辽博藏《宋绣梅竹鹦鹉图》的绢面与册页左下方都钤有“朱启钤印”。朱启钤的人生经历丰富，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同时他又是一位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对于我国古代的丝绣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辛亥革命后，一些八旗子弟为了生计开始变卖家产。曾经的恭亲王溥伟也在变卖府里各种珍宝，引来无数人登门求购。朱启钤闻讯赶来，可惜晚了一步，就在要离开时，几个佣人抬出一筐“破布”丢在门口。朱启钤无意瞟了一眼，结果发现其中一件竟是宋代缂丝珍品《山茶蛱蝶图》，立即用块大洋买下剩余的余件“破布”，它们皆是宋代丝绣珍品，这当中就有《宋绣梅竹鹦鹉图》。
这些宋代丝绣多为清帝赏赐之物，异常珍贵。朱启钤将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录，写成《存素堂丝绣录》。年，朱启钤组织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并影刻宋版《营造法式》，由于急需经费，他便把这批宋代丝绣珍品以20万大洋转让给了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国宝落到日本侵略者手中，他们以这批国宝为蓝本出版了《纂组英华》一书，用来为伪满政权造势。
跟宋代丝绣的故事差不多，宋版古籍也遭遇了劫难。年，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赏赐给溥杰一批书画，其中就有“宋版《南史》一部四套”。这部宋版《南史》与其他书画一起被其运到天津，后又一路携到长春伪皇宫。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说：“馆藏的宋版《南史》只有两册，就是从这部宋版《南史》中散出的。”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朱启钤生怕这批宋代丝绣毁于战火，多方奔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人将这批国宝运出，暂存于北京故宫。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命人选出钤有“天禄琳琅”藏书印玺的善本书13箱，其中有宋版《南史》。这些古籍被运往沈阳，暂存于沈阳故宫。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连吃败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多次指令，要将这批古籍“悉数内运”。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毓黻在压力之下想到以物换物的法子，提出南运古籍可以，但是需要用存放于北京故宫的宋代丝绣来交换。经过反复商议，年8月24日，暂存于沈阳故宫包括宋版《南史》的这批古籍被运至北平，完成了交换。
正在辽博展出的这件《宋绣梅竹鹦鹉图》是交换品之一，它又折回东北，入藏东北博物馆，即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而那批古籍先是暂存北京故宫，后转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事后研究人员整理这批古籍时，发现有宋版《南史》共29册。
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在匆忙之中挑选古籍善本。古籍除运走的之外，余下部分被人民军队收集并妥善保存起来，后入藏东北图书馆，即今天的辽宁省图书馆。研究人员从中发现了两册宋版《南史》。经过比对研究，确认这两册《南史》正是从溥仪私带出宫宋版《南史》中散出的。
贰残卷为现存《南史》最早刻本
刘冰说：“馆藏的两册宋版《南史》没有清宫‘天禄琳琅’鉴藏印，应该是属于清宫所藏的其他宋版书。书上钤有‘季振宜藏书’印记，反映这部古籍进入清宫前曾由明末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收藏过。”查对季振宜传世的《季苍苇书目》，可知《南史》共80卷40本。
汇总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藏宋版《南史》，目前存世的共有47卷31册，较季振宜时的收藏，缺失了33卷9册。
研究发现，现存的《南史》卷十一、十四至十八、二十一配有清初抄本，可推断此书在进入清宫时便已经残缺，因此在相关著录中都将其称为《南史》宋刻本残卷。
省图藏宋版《南史》原清宫装帧的封面已经缺失，现为牛皮纸书衣，是省图古籍保护工作者在入藏后为其精心制作的，字体采用精美的欧体楷书。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百衲本”《南史》，这是主要依据传世的元代刻本，并综合了其他传世版本后编辑而成的《南史》。在此书序言中，编者将当时北京图书馆藏《南史》宋刻本残卷称为“嘉祐本”。之所以称为“百衲本”，是因为这个版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拼印起来的书。
因为存世宋版《南史》没有序言及牌记等确切记录书籍刊刻年代的标志，根据宋版书较为严格的避讳规则，版本学家判断出此书刊刻于北宋仁宗年间。
据《宋史·彭乘传》记载：“天禧初，用寇准荐，为馆阁校勘。预校正《南北史》。”说的是北宋早期官员彭乘曾经受命去校正《南史》，时间是在宋真宗天禧初年。此后再无记载。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在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著的《玉海》中找到重要线索，其中记有：“天圣二年(年)，校《南北史》《隋书》。四年(年)十二月，毕。”“景祐元年(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覆校《南北史》。”“嘉祐六年(年)八月，敕馆阁校勘《宋书》以下七史，送杭州开板。”“嘉祐”为宋仁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
经过研究，版本学家认定省图藏宋版《南史》为北宋嘉祐本。这就告诉人们，这是一部距今近0年的宋代官刻史籍，是目前存世的《南史》最早的刻本。省图藏的宋版《南史》两册分别为14卷和70卷，其中14卷配清初抄本。
叁《南史》记述的历史更加生动
刘冰说：“在被唐以后历代王朝认可的正史中，《南史》算是一部极其独特的史籍，它由个人编修完成，却在后世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据介绍，《南史》由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整理史籍的基础上编撰完成。记述了始自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年)，终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年)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共年的历史。
《北史·序传》记载，李大师年少时看到南北朝时期史事记述的种种弊端，就立志按《吴越春秋》的体例编写一部南北朝史。然而因隋末战乱，他的编史工作屡屡中断。当他再执笔从事史书撰述时，已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年)，李大师于贞观二年(年)去世。在临终之前，他“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
李大师的儿子李延寿在贞观年间先后任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等官职兼修国史。他继承父志，修史成为他奋斗一生的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在这个过程中，他独立修成了《南史》和《北史》。
后代史家对李延寿编修的《南史》给予了高度评价，《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旧唐书》将李延寿比作唐代的司马迁、班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另外，欧阳修、宋祁也赞扬李延寿“以史学称当世”“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指的是欧阳修宋祁编的《新唐书》，编者注)远甚。”
唐高宗曾为《南史》作序，并经唐朝政府颁行，可惜到了宋代，唐高宗的序文已经失传。
对于《南史》广获赞誉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少雍曾就《南史》中的史传文学与后世小说的关系进行解析，指出李延寿修《南史》的准则，是广采异文，引发读者的兴趣。
这样的例子在《南史》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如《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泰始初，四方反叛。(柳)世隆于上庸起兵以应宋明帝，为孔道存所败。众散逃隐，道存购之甚急。军人有貌相似者，斩送之。时世隆母郭、妻阎并见絷襄阳狱，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见首悲情小歇，而妻阎号叫方甚，窃谓郭曰：‘今见不悲，为人所觉，唯当大恸以灭之。’世隆竟以免。”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历史故事。南朝宋、南齐宰相柳世隆兵败逃跑后，孔道存认为相像的人是他，斩首后让柳世隆的家人辨认。妻阎氏劝婆婆郭氏一起大哭，帮助丈夫逃过劫难。《南史》对于母见假首“悲情小歇”，而其妻则“号叫方甚”等细节的记录，反映了李延寿的历史编纂学识和审美趣味。这样的事例在《南史》中不胜枚举。
唐朝初年，史官完成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史事的编修后，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述：“南北八朝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唯‘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唯恃此耳。”反映了北宋以前，《南史》在流传和影响上是官修正史所不可企及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陆游曾经再版《南史》
郭平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传世名篇《书愤》中的诗句。
这首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年)春，这时陆游退居山阴家中，已是62岁的老人。从淳熙七年(年)起，他罢官已6年，挂着一个空衔在故乡蛰居。直到作此诗时，才以朝奉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起用。因此，诗的内容兼有追怀往事和重新立誓报国的两重感情。
诗人陆游以“塞上长城”自许，典故正是出自《南史》。《南史·檀道济传》，南朝宋文帝杀大将檀道济，檀在临死前投笔怒叱：“乃坏汝万里长城!”意思就是宋文帝是在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当然，陆游对于《南史》的喜爱不止于此。受父亲影响，陆游当年也以藏书著名。他“尝宦四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
此外，他还致力于刊刻书籍。刘冰说：“陆游不仅喜爱引用《南史》典故，还曾经刊刻过《南史》。”
陆游《跋世说新语》中介绍了他在新定刻书的情况：“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淳熙戊申是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年)。
其实陆游对于《南史》的喜爱并不是偶然的，作为唐代实现国家统一后完成编著的史书，《南史》广为后世赞誉的原因之一便是史书编撰过程中所体现的统一思想。
《北史·序传》记载：“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指出，这段话概括了李大师对于历史著述的主要旨趣：第一，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惯例。第二，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第三，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而造成“往往失实”的缺陷。
瞿林东说：“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
显然，一生主张抗金，收复失地的陆游统一南北的情怀在《南史》中找到了共鸣。
（辽宁日报记者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