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纸”这个名词对于现代人来说还不太熟悉，然而，在敦煌出土的大量“别纸”被发掘后，这种风格也开始走上了学术界的视线。
关于“别纸”一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它与“复书”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种表示尊敬和庄重的信件。
但关于“别纸”的含义和风格特点，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以前的研究仅局限于敦煌的“别纸”，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桂苑笔耕集》中所收录的“别纸”，实际上两者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敦煌“别纸”大多是较早的作品，有些仅为初稿，且出自多人之手，寥寥数句，未形成体系，更多地为“别纸”的来源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
而《桂苑笔耕集》“别纸”则是由崔致远所著，其结构之巧妙，可为“别纸”之风格特点的探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鉴于前人对于“别纸”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敦煌的出土文献，偶尔有与《桂苑笔耕集》相关的文章也仅有寥寥几句，但并不全面，故将它列入了文体学的范畴。
并从《桂苑笔耕集》收录的94个“别纸”入手，并从其它丛书中的“别纸”入手，重新论述了“别纸”的产生背景、文体特征和文体意蕴。
“别纸”与晚唐政治和官僚体系“别纸”是唐代后期盛行的一种形式，它的风格是有一定的历史进程的。
“别纸”源于书函，最早出现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曹公与权氏说：“春之始，君应快走。”曹公对将领说：“孙权无欺我之心。”
《三国志》一书六十：“董岑、邵南等人，皆以书中之言，以明君为尊，以明君为荣，以百姓之乐，使归国之人，都能依附。”
“别纸”可以看出，三国时代就有了“别纸”的雏形，而那时的“别纸”还不能算是一种体裁，只能作为一种形式的文字。
陈静在其《“别纸”考释》一书中，对“别纸”一词的渊源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别纸”一词的四个涵义：
（1）纸张、（2）书函；(3)该副本的另一个名称；（4）该副本的附加名称。这四种意义均表明“别纸”是与信件相联系的。
“别纸”是一种格式化、规范化的语言和书写方式，具有了自身的特点，才可以称之为一种风格。
就现有材料而言，薛逢是第一个把“别纸”当作一种风格的人。
《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五十有“十首薛逢作诗，十三首别言，十四首赋。”
薛逢一共有十三幅“别纸”，每一幅都被分别罗列出来，与诗词、散文并列，可见薛逢在处理“别纸”时，也是一种风格。可惜，他的画还没有流传出去，无法见到。
“别纸”在中国的历史上得到了很大的运用，但是大部分的诗集都仅记载了“别纸”的来往，而关于“别纸”的记载却很少，可见中国士大夫们并没有把“别纸”放在心上。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四十：“今日被送到官府，有几封书函，与其他书卷一模一样。请原谅我的无礼。”
还有几张“别纸，则是和信件混在一起的，但更重要的是，上面写着“别纸”。
一种风格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外部条件。薛逢和崔致远都是唐代晚期的文士，又是节度使的参事。
由此可以看出，“别纸”在唐代后期的盛行与发展，与唐代藩镇制度、文化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承学指出，文化发展的两大推动力是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的两大推动力。
文风形式并非纯粹的言语形式，而是人的生活境遇和心理需要，是其创造与发展的内在内容。
只有符合社会的需要，才能被社会所接纳，这就是文风繁荣的根本。特定的文风形式与特定的时代、功能、文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代后期的官制，为“别纸”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唐末年的官吏越来越多，人们对官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