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萧何侃青史
编辑/萧何侃青史
前言唐代兵部是负责军政事务的机构，其长官兵部尚书、副长官兵部侍郎统辖所属四司，总其政令，对兵部运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宗、武后时期起，在尚书职权与地位逐渐被他官侵夺的背景下，侍郎权重渐起，并成为兵部的实际负责人。
但发展到唐后期，宦官专权、藩镇掌兵，兵部权力为之侵夺，侍郎的职权亦走向衰微。
兵部侍郎唐初沿袭隋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的行政制度。尚书省为中央行政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领全国政务，各司其职。
其中，兵部为负责全国军政事务的部门，长官为尚书、副贰为侍郎。兵部下辖四司，即兵部、驾部、职方、库部司，分别处理各项具体事务。
随着唐代政治的逐渐发展成熟，官制亦随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和变革。
在唐朝初期，兵部尚书偶兼宰相，或外出征战，但仍具备处理本部事务的能力和时间，而侍郎仅仅作为兵部的副贰，起到基本的辅助作用。
自武后开始，使职渐重并朝体制化发展，兵部尚书逐渐不归本司。客观上促使侍郎职权转重，出现侍郎长官化的趋势，并逐渐取代尚书之责，成为维持兵部的正常运作，处理军政要务的主要负责人。
安史之乱以后，兵部尚书转为官员用于叙资历、表功勋的荣誉之职，其本职旷废。由此，兵部侍郎取代尚书履行实际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唐后期，中央权威的式微，藩镇和宦官攫取军权，兵部失权严重。
尚书在兵部之权虽转交到侍郎手中，但兵部侍郎在这一时期亦多充使职，恐难以履行本职。
唐后期，军政形势发生较大转变，促使兵部侍郎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调整，并受到侵蚀。
一方面，铨选武官和选举权力日益削弱；另一方面，兵部侍郎的统辖之权同样经历了因地方权势的壮大、中央集权衰微而逐渐失坠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为应对武官系统出现的冗员问题，兵部侍郎需对武官制度进行合理调整，这是适应吏治发展而衍生出的又一职责。
兵部侍郎的权力还有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趋势。《唐六典》载：应铨选之人“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铨试，具等第以申焉。”也就是说，至少在开元年间，节度使有权力代替兵部主持节镇军官的铨选工作，从而使兵部侍郎的铨选范围缩小。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林立，节镇幕府军将的奏授辟署制和朝廷的兵部铨选同时存在。依规章制度，藩镇自行选择的兵将，须上报兵部并经由长官批准。
而且，唐后期兵部入仕多门，武选积弊较重，无疑对兵部侍郎履行铨选之权的实际效力产生阻碍。
由于武举或因应选人数较少，或因武官质量低下，或因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屡次废停，真正制约武举实施与作用的发挥，当是府兵制衰落后，藩镇掌握大部分军事力量，节镇武官往往通过召辟任命，武举这一制度的影响力自然处于下降趋势。
后来随着唐代政治的发展，官僚队伍冗杂难免产生弊病，影响行政效率。武官泛滥，疾病丛生，便是其中问题。
加之，中央财政紧张，减省官员成为中央应对积弊的决策之一，职司武官铨选的兵部侍郎自然就被赋予了通过铨选厘革武官的任务。作为兵部的副长官，兵部侍郎在尚书不治本部事务的情况下，有责任厘革武官队伍，控制为官数量，从而保证武官系统有效运转，维护统治秩序。终唐一代，兵部侍郎与尚书等其他职权的关系，是存在此消彼长的转变的。
“如何选拔推荐”兵部侍郎作为制授对象，一般原则为，先由宰相进拟，后经皇帝亲授。
那么，兵部侍郎的人员依个人能力和品行获取选任资格后，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被选拔推荐，进而遵循一定程序授予官职的呢？
皇帝亲选是唐代兵部侍郎任职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授任原因较多，会受到官员的品行能力、身份背景和君主自身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毕竟处在朝廷内外动荡之际，个人能力和忠诚品格较为突出者，往往会受到皇帝的直接提拔。
不仅如此，接受良好家风熏陶的官员，也会获得皇帝的眷顾和亲选。宰相卢怀慎虽出身名门，但家风清俭，且为人谦诚忠实，也得到了重用。
据《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载：“慎清俭，不营产业，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所得禄俸，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匮乏。”
同时，官员的旧臣及宗亲身份带给皇帝信任感，赋予其迁转之便捷。外戚的身份是其任兵部侍郎的主要原因。
卓越的军政能力、深厚的资历声望及忠君正直的品德，构成了唐代遴选兵部侍郎的条件和因素，也是考察官员是否胜任兵部工作的标准。
唐前期，不仅要求兵部侍郎充任者需具备基本的政治才干，以总领兵部日常政务，还在国情较为复杂不稳时，格外强调官员谙熟兵事和处理军务的能力。
唐后期，由于政治体制的转变，兵部侍郎多充任使职差遣，而不负责本部事务，因此相对减弱对军政能力方面的要求。
官员在符合兵部侍郎参选条件后，往往通过皇帝亲选和权臣提拔，两种途径任职。皇帝赏识为官员担任兵部侍郎一职的主要途径，君主往往在其仁信之心与官员能力品格的相互碰撞下，直接选授兵部侍郎。
宰相权臣的提拔和荐举是兵部侍郎的又一任职途径，官员通过攀附高贵，得以晋升；权宦可就此种方式扩大朋党，培植势力。
而随着政治体制和形势的发展，唐后期边境不稳，藩镇拥兵自重，原有军制破坏，宦官监军等多种军事状况滋生并长期存在。兵部侍郎本职负责兵马政令，熟悉国家军事政务的处理，为应对突发状况，兵部侍郎往往因本职与军务相关而委以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兵部侍郎还会根据皇帝需要，充任山陵、卤簿等使，参与国家的祭祀仪式。唐初，皇帝丧事主要由宰相重臣主持办理。
武则天时期以后，山陵使逐渐分化为多使。代、德以后，山陵使、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及桥道致置顿使出现，职务分工明确，并由朝官充任。
如元和初年，兵部侍郎判度支李巽与礼部侍郎崔颁充任山陵副使，负责顺宗丰陵的营建工作。事毕，宪宗“询其劳绩，秩以等级”。由于唐后期山陵使掌管陵墓的建设与经费调度，兵部侍郎李巽判度支，主管财赋的身份使其成为山陵副使的人选之一。
天祐元年（），昭宗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内临。哀帝敕宰相裴枢充山陵礼仪使，宰相独孤损充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卤簿使，权知河南尹韦震充桥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一同参加祭祀活动。”
出于皇帝的信任，兵部侍郎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内抚民赈灾、宣慰藩镇；对外持节出使，调节民族关系。
是唐代中央有效连接地方，进行边疆管理的纽带。另外，皇帝丧礼是传达统治者孝道和政治形象的重要活动。
从山陵修建、丧葬礼仪准备到举办，都离不开由山陵诸使组成的强大官员阵容。兵部侍郎作为朝官，会充任山陵副使和卤簿使，负责山陵修建及主管丧礼卤簿。
后记事实上，兵部非唐代草创，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可追溯到《周礼》。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形成阶段，最终在隋朝正式确立。唐承隋制，进一步完善尚书兵部的制度和建制。
而兵部侍郎这一职官并非与其部门同步发展，《周礼》所载的夏官、小司马等职虽在“兵部”条目下，但与之后唐代兵部侍郎的职能存在一定的出入。
隋文帝确立三省六部制时，虽置侍郎，但其职能仅相当于唐代的郎中。隋炀帝进一步完善中央行政体制，于六曹之下各置侍郎二人，为尚书副贰。
至此，兵部作为独立部门与其他五部分领国家事务。唐袭承制，兵部职官的名称和员额在发展的过程中虽有多次更改，但其组织结构并未随之变化，且基本职能亦未改变。
而唐代统治者往往遵循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遴选兵部侍郎，以确保人尽其才，维护统治。这就要求兵部侍郎需具备出色的军政能力、资历威望的积累及忠君可靠的品格德行。
官员在符合兵部侍郎参选条件后，再机缘巧合可能得到皇帝亲选和权臣提拔，获得迁转之机，进而委以兵部职责。兵部侍郎的迁转是考察其仕途状况的重要方面，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职官制度发展的特点，并与时局变迁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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