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幕府文士的个性诗风，促进了各种文学风格的出现——首先，我们要知道，次等士族出身的幕府文士，其侍从文人身份与其狷介、特立独行的性格一直存在着矛盾，这样的矛盾一直为幕府文士对功名利禄的渴求之心所掩盖，而当他们仕途蹭蹬的时候，这样的性格又会重新显现出来。
这一点在鲍照、江淹、何逊、吴均这些诗人身上最为明显。鲍照失宠于宋孝武帝，江淹失宠于建平王刘景素，吴均、何逊失宠于梁武帝。正是这些诗人的独特个性，兼及他们仕途遭遇的挫折，才能使他们在时代共性诗风之中，写出颇具个人色彩的作品。这部分沉沦下僚的次等士族文士，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在作品抒发一己骚情，这是对“诗言志”传统的恢复，是靡靡之音中的刚健骨气。
阎采平认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运行过程中，以皇室为代表的庶族阶层和士族阶层都愈来愈文人化了，南朝社会的重文倾向，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杨金梅在《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文人的贵族身份及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对其时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显著影响,它直接促生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
又说：“南朝文学中的‘情’更多地表现为对物质、声色的青睐,出现了众多咏一己之得失、咏花、咏美人、咏艳情题材的诗歌。”阎采平和杨金梅都抓住了南朝文学的主流特征，南朝以贵族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确实呈现了重文以及阴柔的审美风格，对物质声色的青睐以及咏花、咏美人、咏艳情的题材，这在南朝文人中也具有普遍性。
王通《中说·事君》云：“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王通的这段评论指出鲍照、江淹、吴均、孔稚珪都是文人中的狷狂者，这是他们几个人的性格特点，而他们的文风总体而言又是急怨和怪怒的。
文学团体的出现在大明年间宋孝武帝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这个文学团体将原来在民间和宗室诸王幕府之中广泛流传的吴歌、西曲带进宫廷，让其进入乐府，进入主流文坛，进而导致“天下悉以文采相尚”以及“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
鲍照和汤惠休曾经是这个文学团体的重要人物，鲍照历仕刘宋诸王及孝武帝刘骏，对其诗风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促使鲍照积极地将民歌这一新鲜的血液注入文坛，形成“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的局面。这说明鲍照想融入宫廷文学之中，然而终究是求而不得，最终在卑位末职中度过一生。
壮志高昂的政治理想与沉沦下僚的现实人生，使鲍照有满腔的怨愤不平。鲍照有壮志有自信，在上荆途中写下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虽然备述了旅途的艰辛，但发出的却是“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声音，始到荆州，便欲贡诗言志，以求博得临川王刘义庆的赏识，面对劝阻他的人，又发出“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的感慨，其于仕途的雄心壮志，昭然可见。
鲍照离开始兴王刘浚幕府，路过瓜步山，写下著名的《瓜步山楬文》，面对“徒以因迥为高，据绝作雄，而凌清瞰远，擅奇含秀”的瓜步山，发出了“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呼声，对于门第悬殊导致的仕途上的差距，鲍照充满着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
钟嵘《诗品》评论鲍照云：“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其诗风之险俗、险急，正和其仕宦命运诗分不开。
正是仕途中屡蒙挫折，先得罪于临川王刘义庆，后失宠于宋孝武帝，晚年在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府中沉沦，使鲍照的一腔热情只能在诗歌的领域“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因此鲍照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表达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寒士渴望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以狷介之性写险俗、险急之辞。
齐梁年间的诗歌内容吴均、何逊所处的齐梁年间，诗歌内容多吟咏风云、月露，题材狭窄，形式上多追求音律精细，对偶工整，辞藻巧艳，后世称为“齐梁体”。《南史·吴均传》记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
清拔与有古气都是吴均诗歌与文章的文体特征，清是指吴均文辞清丽，用典贴切而无堆砌之弊，有别于齐梁诗歌的辞藻巧艳，拔有挺拔、高拔之意，正是其诗文抒情言志迥异于时人，有古气，这里的古气应该是汉末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孙福轩《吴均与齐梁诗歌复古思潮略论》也认为：“郁郁不得志是吴均诗作‘清拔有古气’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吴均家世贫贱，终生不得意，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往往表现出寒士的雄心和骨气，如《发湘州赠亲故别三首》说：“明哲遂无赏，文华空见沉。古来非一日，无事更劳心”，在这种不平情绪的抒发中，也反映了当时现实的黑暗。
即使在齐梁诗人都很擅长的咏物诗中，吴均还是能藉此抒发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如《梅花落》写梅花“隆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流连逐霜彩，散漫下冰澌。何当与春日，共映芙蓉池。”诗中塑造了飘荡不肯依枝的梅花，不知何日才能有自己的春日，与荷花共映于池。
《咏慈姥矶石上松》写松树“根为石所蟠，枝为风所碎。赖我有贞心，终凌细草辈。”不正是作者自己心境与品格的写照。吴均有用世之志，自然还是希望能有人提携自己，让自己一展抱负。
其《宝剑》云：“寄语张公子，何当来见携”，寄寓着才如宝剑却因出身寒微而难于显达的深沉之感。吴均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拟作了不少乐府古诗，其刚健不平之气，有鲍照余绪。吴均的《行路难》四首，其一写洞庭水上的一株桐树被洛阳知名的工匠做成琵琶，“帝王见赏不见忘，提携把握登建章”，而衡山南岭上的桂树，至今千年仍然不被人知晓。
其二写石榴遍植青琐门外为长安城中诸位贵人喜欢，喜好学者的梁王轻易抛弃精于剑术的剑客，如同对待尘埃一样。吾丘寿王获罪被杀，司马相如被申斥，“大才大辩尚如此，何况我辈轻薄人。”
其四写“得意失意须臾顷，非君方寸逆所裁”，得志与不得志，富贵与身死名灭，都在须臾之间，不是自己内心的想法所能决定的，这和鲍照《拟行路难》“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如出一辙。
文学风格的差异除了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音，吴均也有抒发豪情的作品。与吴均相比，何逊的个性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与鲜明。阎采平评价何逊说：“齐梁文人的猥琐性格在何逊的性格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为何逊那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态。
同是出身寒贱，吴均、刘峻等人锋芒毕露，棱角峥嵘，唯独何逊四方无碍、八面玲珑。所以，出身庶族而具有士族的普遍性格；同于士族而又带着庶族文人的心理意绪，这就是何逊其人。”何逊的诗歌没有吴均诗歌的清拔古气，也没有吴均诗歌强烈的怨愤精神，但是在何逊诗歌清巧背后，也有着次等士族文士不遇的深沉愁苦。
沈约亦爱何逊诗文，曾对何逊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何逊之后的萧绎曾评价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将何逊与沈约、谢朓并列，足见其对何逊诗歌的欣赏。
然而何逊却并不为以萧衍为代表的京城贵族文学所接受，《颜氏家训·文章》云：“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扬都论者，当然是指京城建康的诗风，而天监年间京城诗坛的核心人物应该就是萧衍，以及继其后的萧统，他们不喜欢何逊病苦辛，多贫寒之气的诗歌。
结语总的来说，与之相对应的是，诗风雍容的刘孝绰，在京城的文坛上颇受欢迎。刘孝绰曾侍宴，于坐作诗七首，萧衍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萧衍为《籍田诗》，当时奉诏作诗的有数十人，萧衍认为刘孝绰的诗尤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