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时序》中在上者对文学的倡导和喜爱，起到了上行下效、风行草偃的作用，激励了才俊们藉由文学才华入幕的信念和决心。
义熙十二年，在强大的北府兵势力的助攻下，刘裕控制了东晋政局，此时高门士族虽然在朝政上已经失去了根本性的话语权，
但他们在文化方面依然享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田余庆曾分析道：“门阀士族在军事上失败了，这就是说，次等士族刘裕总揽了军事权力之后，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被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
行伍出身的刘裕，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深谙国家的治理离不开文学，所以采取附庸风雅的做法，积极推行国家的文化建设。“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皇帝公侯赏接文士，爱好文章，往往可影响一代文学之风气。受刘裕影响，刘宋宗族子弟纷纷以笃好文义作为风雅之事。
建平王刘景素好与名士交往，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他自身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也为其博取了爱好文义的社会名望。虽然刘景素赏接文士带有一定的政务动机，但笃好文学的声望仍然为其吸引来了不少文人，如王思远、江淹、何昌寓等文士都曾进入过刘景素幕府。
由此可见，虽然刘宋皇室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们依靠政务方面的优势积极招揽文士入幕，这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既弥补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短板，同时也为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声望，确实为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刘宋时期，宗室子弟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附庸风雅是他们为提高名望、招集才士而采用的有效方法，但宗室子弟之中亦不乏真正热爱文学之人。
这部分人身上表现出了对文学理想的执着与追求，典型的如宋临川王刘义庆，他性格单纯质朴，一心只热爱文学，是刘宋宗室中雅好文学的典范，同时他本人也文笔兼擅，“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从侧面突出了刘义庆文才之高。
根据史籍记载，刘义庆自袭封临川王开始，到他最终病逝，这期间与文士的交往从未间断，文士也因义庆笃好文学而深感习气相投、知音见赏。例如文士袁淑，他曾婉拒刘义康、刘湛等人的入幕邀请，而选择进入刘义庆幕府。
刘湛“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但他“不为文章，不喜谈议”，所以袁淑不愿与之共事。后来直到刘义庆向天下发出求贤令，征召文士入幕，袁淑才选择再次应辟入幕。由此可见，幕主对文学的喜好程度深深影响着文士的入幕抉择。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也崇尚风雅，并积极延纳文士。《南齐书·王思远传》载：“世祖诏举士，竟陵王子良荐思远及吴郡顾暠之、陈郡殷叡。”
其后，“补竟陵王征北记室参军，府迁司徒，仍为录事参军”。萧子良爱好风雅，又礼接文士，文士皆以游于子良幕中为荣，出现了文士主动求为子良幕僚的现象。
《梁书·刘峻传》载：“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文士以进入子良幕府为幸事，于是形成了萧子良幕府文人集团，文士们相互切磋学问、赋诗作文，肇起了永明文学的先声。史称：“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
萧梁时期，萧绎同样以相王之尊雅好文学，并在身边聚集了大量才华横溢的名士。萧绎为梁武帝第七子，幼而聪颖好学，文笔卓绝，同时亦好结交风流名士。
据《梁书》本纪载，萧绎与当时的文坛名士如裴子野、刘显等都有交往，并且“著述辞章，多行于世”。萧绎结交的都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文人，足见其对文学的追求。“开镇西府，辟天下士”，“西府”是萧绎的荆州治所。
侯景之乱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远离祸端，身处京都的大批文士纷纷逃往民间。萧绎镇守的江陵远离京师，而且萧绎本人素有“博览群书，下笔成章”的声名在外，因此吸引了不少文士慕名而来，最终萧绎身边形成了西府文人集团。
综上，在幕主笃好文学声望的吸引之下，南朝大批文士选择进入其幕府。不过部分幕主只是出于政务动机，想要借由文学声望来弥补自身的文化短板，从而在政务方面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所以他们采取了附庸风雅的做法。
不过也有真正生性风雅，热爱文学的幕主，他们热衷于与文士们赋诗结集、交流文艺。总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幕主对文学的态度都激发了文士藉由文学才华入幕的信心。
在幕府中，宴饮雅集等活动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文士之间的文学沟通与情感交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朝幕府为南朝的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
生计理想的追求刘宋王朝开始的重用寒门的时代环境与幕主“爱好文义”的社会风尚是推动南朝文人入幕成风的重要外在动因，而内在动因则与文人自身的思想心态与物质需求密不可分。
由于时代、地域等外在因素时刻会对文人的心理发生作用，所以文人的入幕心态各不相同，同时，不同文人的个性差异往往较大，心态表现则更加五花八门，有时还可能互相矛盾，所以这里并不就文人入幕心理的个案进行分析，而是从复杂情况的联系中，抓住文人入幕时普遍存在的心理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