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相对于北朝要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典籍较为丰富，相关史书有《南齐书》、《宋书》，同时还有文学批评的《诗品》及《文心雕龙》。这些成书于南朝的典籍有助于我们清晰体察到当时南朝人对于北朝文学的态度。
01南北的文学往来
最早的南北文学往来史书并未找到具体的记载，但此时的河西文学在政治经济方面与南方有所往来，虽然其中单纯记述文学的不多，但能从两地文化往来中约略推知南朝人对于这一时期北朝文学的态度。
宋元嘉三年（公元），北凉政权首领沮渠蒙逊之子沮渠得以兴国开风气之先，遂“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同年，沮渠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
当时的北凉政权曾两次向南方的刘宋王朝求书，南方刘宋王朝两次都应允了。
到了北魏，太和三十年时孝文帝也曾向南方借书，不过对于此，南齐的反映则不如之前的刘宋王室大度，《南齐书·王融传》称：“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在经过朝廷的商议讨论后，齐武帝与其大臣不愿借书于北魏。
但是，中书郎的王融却认为，应该同意将书借给北魏，因此他上书皇帝陈明利害，明言借书北魏于南齐利大于弊。王融希望以借书籍给北魏的方式，从文化上将其同化，进而以“文统”另行征服之事。其时势之踵，乘势以图吞并之事。《南齐书·王融传》载：“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
南齐向北魏借书，不仅是为了显示出自身文学自信，还可以使北魏政权内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进而利用地域之间风土有别，若同风行草偃，一旦触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鉴于此，王融希望通过文化典籍用文化手段去分化敌人，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事虽得到了齐武帝的认同，但最终以“事竟不行”没能得以实施。
除此之外，当时的北凉政权在向南方借书后还献上了自己的文学典籍，《宋书》记载，元嘉十四年（公元），北凉沮渠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合一百五十四卷。
茂度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期之。北方的书籍在南方得以传播，也正是因为《谢艾集》流传到了南方，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熔裁》中才说：“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
当时的北朝君主张骏认为谢艾的文辞繁丽却没有可以删减的，将学问做到如此地步可谓是精通融裁的要义，知道何时该简该繁。刘勰也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他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也称张骏“文质耿介，并陈世之美表也。”赞美他文辞精致，写的很有气骨。
张骏的文学作品因何会进入到南方作家刘勰的视野，究其深层原因是张骏即使做了北凉的统治者内心依然以晋为宗，并且一直积极和东晋联系。
因此二者关系比较密切，有了文学上的往来。刘勰虽然没对十六国文学作出明确说明，但可以想见当时在南方的刘勰见到了北方作家的作品，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南方得到了流传。
02北方对南方的歆羡
南朝人认为，在北方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南方文学还是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北魏前期，由于北朝在文学上的成就有限，故而对于南方文学一直抱有仰慕之情。
《南齐书·王融传》颇能说明南方人的态度，《南齐书·王融传》中记载《曲水诗序》至晚在创作两年以后便已经声流北地，甚至被誉为“胜于颜延年”。在今天文学史关于关于王融的记述中，最常见的便是这一篇。
宋弁将王融的《曲水诗序》与司马相如的《封禅书》相提并论，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对南方文学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言语中曾提及颜延之的《曲水诗序》足以证明当时北方文人对于南方的文学创作并不陌生。
除此之外，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年），北魏郡守李孝伯随着太武帝南下攻宋，在经过彭城时与当时的南朝士人张畅有言语上的酬答，《宋书·张畅传》：“（张）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
孝伯问：“君何姓？”答曰：“姓张。”孝伯曰：“张长史乎？”畅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君名声远闻，足使我知。这里对方只答出一个姓氏李孝伯就猜到了是张畅，并表明自己对其名声早有耳闻。
面对张畅的问话，李孝伯又说：“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长史当深得我。”
《宋书》评价张畅与李孝伯的这段对话时，赞张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而李孝伯的“自隔华风”一语，正是南朝人对自己的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自信，己经视南朝文学为汉文化的正统，认为北朝人远不如南朝人，徒有歆羡之情和对北朝文学的落后而深感自卑。
由此可见，南朝人虽然没有对此时北方的文学做出直接的评价，但二者在文化书籍上的往来并对北方的作家作品进行品评，刘勰虽然不吝对北朝一些作家的赞美，但从沈约的《宋书》来看，南朝人自据文化正统之位，并认为北朝人对自己徒有艳羡之情。
03初唐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接受
本文将北朝前期的文学发展大致划分为十六国时期和北魏前期两个阶段。在初唐人看来，此时的北朝文学反映在文学观念上，呈现出了追求文学自我意识的确立，但仍是文教下的产物。
《北史》有载：永嘉之乱后，“禹甸中分，衣冠南渡；江准以北，烟尘匝地，政权递兴，战乱频仍，文物典章，荡然以尽。”由于战乱，此时的北方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存在的。当时，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大多数统治政权“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
北朝初期，人们还从事“捕六蓄，善驰走，逐水草”，“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己”的农业活动。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朴素，文化亦非常落后。
但是，入主中原之后，随着北朝社会的发展，统治者意识到“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临之”。他们认识到进行文化建设，安平民百姓进而固政治根基，是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北朝的统治者开始在文教事业上做出努力，因此出现广纳才俊，立学舍，鼓励文章词赋的政治现象。《晋书》有载，刘赞精通儒学，曾任祭酒一职，其世子皝为天下秀业之表率。在他的思想中，有明显的施行仁政的倾向，以复兴儒家之礼乐。
另载世子慕容皝，为求学的高材生授以名望，立学校观讲学，以六艺考核绩效，思贤若渴。皝雅喜好典籍，每每勤于讲课授业，其门下甚众，多达千余人。他著述《太上章》，传世《典诚》十五篇，以教化其门下小子。
前秦统治者苻坚也同样重视文教的发展，他崇尚儒学，倡导文学活动。《晋书·符坚载记》：“于是酣饮极欢，命群臣赋诗。”文人们都认为这是盛德之事，争相唱和，有献诗者近四百人。在他的影响下百姓也积极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后燕君主慕容盛同样重视文教，他命臣下以《燕颂》来记述祖上的功劳，用来彰显盛德。他也与群臣谈宴赋诗。即使是在慕容盛身故后，后燕在值丧乱之时，仍然是“文武不坠”重视文学的发展。
《晋书·赫连勃勃载国血郑记》里也记录了夏的统治者赫连勃勃曾命胡义周作《统万城铭》，以颂功德。
此外，前赵、后赵对文教也十分重视，史籍有载他们也曾建立太学，重视小学之事。除了对文教事业的重视，北朝统治阶级对文化典籍的搜集，也体现其对文化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