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的陶渊明形象考察陶渊明的形象，必定离不开《宋书》《晋书》《南史》这三本史书，通过对这三个文本的研究，发现陶渊明的形象始终没有脱离“隐士”的范畴，尽管传记中也罗列了陶渊明的作品，也是为了使陶渊明的形象更符合“隐士”的标准，而不是为了凸显陶渊明作品的文学价值。
《宋书》中的陶渊明形象梁朝沈约的《宋书》专门为陶渊明立了传，其书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共收录隐逸人士21人，陶渊明就位列其中。沈约为陶渊明作的传是现存正史中首次书写关于陶渊明生平的事迹，较颜延之的诔文要详细得多，文中还加入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训子》几篇文章，更加丰富了陶渊明的形象，详述如下：首先，陶渊明是一个有气节的君子形象。《宋书·陶潜传》先云“潜少有高趣”，列举《五柳先生传》为例，“时人谓之实录”肯定了陶渊明少年时就才华横溢。关于陶渊明的任职情况，《宋书》记载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篇传记对陶渊明的任职原因、任职情况的记载与《陶征士诔》基本一致，但此处塑造的陶渊明更多的是一个不向乡里小人低头，有文人气节的形象。其次，《宋书·陶潜传》塑造了一个性格真率的陶渊明。辞官后，陶渊明即作《归去来兮辞》表明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归去来兮辞》也代表着陶渊明人生历程的转折点，由官场生涯转向田园生活。
辞官后，江州刺史王弘通过陶渊明的故人结交了陶渊明，二人欣然饮酒。在家的陶渊明心情放松，饮酒弄弦，“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渊明率性自然，家里来了客人，他就设酒款待，他若先喝醉，就自己去睡觉，让客人自行离去。郡将（官职名）听说了陶渊明后，也来拜访他，正赶上他酿的酒熟了，陶潜就取下（郡将）头上的葛巾滤酒，滤完后，又把葛巾让郡将戴上，体现了陶渊明不仅性情率真，还有高雅的情趣。第三，陶渊明心念旧朝的爱国人士。
《宋书》有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着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沈约考察了陶渊明所著的文章，发现在义熙时期（—）陶渊明所做的文章皆署晋朝的年号。元熙二年（），刘裕迫司马禅让，改元永初，所以永初年以来，陶渊明就不再使用晋朝的年份，而他又不愿意事新主，用新年号，所以就使用甲子纪年署日期。
《宋书·陶潜传》首次提及陶渊明年号甲子一说，认为陶渊明心系晋朝，耻于二姓，这成为后世忠愤说的缘起。以上分析可见，沈约的《宋书·陶潜传》详细地记叙了陶渊明的生平事迹，更加完整地展现出陶渊明的性格特征和君子、隐士形象，但他在此处只是摘录了陶渊明的四篇诗文，关于他的文学成就却一字未提。《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论述晋宋时期的诗歌发展时，提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也没有提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可见，包括颜延之在内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眼中，陶渊明不过是一位“少有高趣”的山人，而不是一位才高八斗的作家。
《晋书》中的陶渊明形象《晋书·隐逸传》共收录隐士40人，以魏晋时期隐士孙登为隐逸传的开始，以陶渊明作结，正符合撰者房玄龄写隐逸传的初衷：“今美其高尚之德，缀集于篇。”细读《陶潜传》，不难发现，房玄龄关于陶渊明事件的记载多是来源于对沈约《宋书·陶潜传》的继承，关于陶渊明出仕的经历以及对《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的引录与《宋书》一般无二。此外，房玄龄对陶渊明的形象作了一些增补，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晋书·陶潜传》与沈约《宋书·陶潜传》最大的不同便是关于王弘来拜见陶渊明的事件。
《宋书》中的记载为：“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晋书·陶潜传》则记载为：“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幹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
《宋书》中并无提及陶渊明不愿见王弘的原因，《晋书》中补充了陶渊明不见王弘的原因这一细节，一是因为个性不愿意与世俗的人接触，二是他本身是因为有病而辞官居家，让王公贵族乘车来拜访会被误会为是要表现高尚廉洁被人仰慕，怕招致祸端。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此处塑造了一个不愿出仕，独善其身，想要在乱世寻得一处清静的隐士形象。第二，陶渊明具有名士洒脱不羁的风度。《晋书》写王弘见陶渊明“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
王弘见陶渊明没有好鞋子，便嘱咐仆从替他做鞋，左右人请问陶渊明鞋的尺寸时，陶潜干脆就坐着伸出脚让他们去测量尺寸。此处便能看出陶渊明洒脱、率性的性格。房玄龄《晋书》也只是记载了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归隐志趣，对他的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仅提到“（潜）善属文”，没有拓展开讲述陶渊明的文学成就。
《南史》中的陶渊明形象李延寿在给陶渊明作传时，与沈约、房玄龄一样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但不同的是李延寿把陶渊明放在《隐逸传》的第一位，让陶渊明成为隐士的首席代表。李延寿在自己的作品《南史·隐逸传》的序文中说：“若夫陶潜之徒，或仕不求闻，退不讥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时隐沦之徒欤。”
在李延寿看来，陶渊明才是真正能做到不慕荣利、心无杂念、一心向隐的高人，是真正高山仰止、气节高尚的隐士。关于对陶渊明形象的增补，有《宋书》《晋书》在前，《南史》显得相形见绌，仅仅在文末提及到陶渊明的妻子：“妻子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
从陶渊明妻子的志趣来表明陶渊明的归隐志向。对于陶渊明的文学才能，跟前人一样列举了他的诗文来强化陶渊明作为隐士的形象，并无分析他的文学成就。综上分析，从最早记载陶渊明的文章《陶征士诔》到唐人撰写的《南史》，都把陶渊明看作一个不恋世俗、向往田园的隐者，却没有提及陶渊明作为田园诗人的文学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