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大将陈庆之率七千白袍军北伐以少胜多、屡建奇功。有史为据，并非虚夸；他的军事才能和过人胆魄在北伐过程中尽显无余；陈庆之北伐功高而名薄乃历史之憾事。
陈庆之(～)，义兴国山(今江苏宜兴)人，出身庶族，少时为梁武帝萧衍随从。直至41岁开始独立领兵打仗，富有谋略，常能审时度势，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尤其是他带领七千白袍军北伐成功的战例更是堪称传奇。此役，梁军经一百四十多天的长途奔袭，经历大小四十七战，屡次以少胜多，攻下城池三十二座，最后成功攻陷北魏都城洛阳。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陈庆之北伐战绩的真伪，历来评断不一，且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热议。有人持正面肯定的观点，也有人认为陈庆之的北伐建功纯系侥幸，甚至认为《梁书》、《南史》关于陈庆之战绩的记载本身就属虚夸，或者认为陈庆之北伐战绩虽然属实，但是相关记载存在夸大。
出奇制胜战功卓著
其实，陈庆之的作战才能和功绩，早在北伐之前已有显现。大通元年，陈庆之跟随曹仲宗进攻涡阳。北魏派常山王元昭率十五万大军来援涡阳，战局形势变得不利梁军。陈庆之毫不畏惧魏军前锋是轻锐之师，反而认为“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亲率部下二百骑兵奔击，竟大破魏前军于驼涧，使魏军震恐。
其后，梁军与魏军相持不下一年，历时大小数百战，士气很低落。听闻北魏援军意欲在梁军背后修筑营垒，梁军统帅曹仲宗恐腹背受敌欲撤军，陈庆之极力劝阻，并率军衔枚而出夜袭魏军，一举攻下魏军十三城之四垒。
见梁军士气突然大振，涡阳城主王纬投降，魏军所余九个堡垒在梁军攻击之下也瞬间瓦解。至此，涡阳之战以梁军完胜而告终。
综观率军北伐的主要战事，他的作战才能及功绩更是彰显无余。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还北。”
陈庆之率七千白袍将士护送元颢北伐，至睢阳，破敌七万余众；继而攻陷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援而进驻的考城；随后又攻陷由魏左仆射、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带领七万大军驻守的荥阳，擒杨昱。
此时上党王元天穆率三十余万大军来援，陈庆之突率三千骑乘魏军立足未稳背城逆战，结果大破魏将元天穆大军，虎牢守将尔殊世隆弃关逃走，陈庆之轻易攻入洛阳。
事后，梁武帝复赐手诏称美焉：“庆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另有史臣则把陈庆之比于盖颇、牧、卫、霍之亚欤。后又有洛阳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凡
此种种，同样可以视为陈庆之作战才能的佐证。无怪乎，就连毛泽东在读《南史》中也为陈庆之神往
侥幸并非制胜主因
应该说，陈庆之北伐制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简单地将其归之于“侥幸”二字，未免武断偏颇。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北魏长年对外用兵，国力空虚、内乱不断，遂有延昌四年()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起义，正光四年()又爆发了六镇起义。武泰元年()，胡太后毒死孝明帝，自居摄政。
肆州秀容的尔朱荣以此为由攻入洛阳，在河阴将胡太后及大臣两千余人杀死，控制朝政。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促成了陈庆之北伐成功。但这不足以说明陈庆之的北伐完全因侥幸制胜。
事实上，陈庆之北伐之所以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与他带兵、用兵的杰出才能有直接关系。
其一是他富有谋略胆略，擅于把握战机。陈庆之对北魏军作战中，屡次以弱胜强，以少胜
多，“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特别是北伐中大破元天穆大军三十万，令当今很多人
质疑，认为有吹嘘夸大的成分。
殊不知，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数多寡，还要综合考虑双方主将的谋略、军队的士气、作战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而善于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的主将，往往能获得战场的主动，而为战斗胜利打下基础。
中外战争史上由于主帅足智多谋、胆略过人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巨鹿之战，项羽率兵2万歼灭40万秦军、张辽于合肥之战率兵7千大败吴军10万、金乡之战中于仲文率兵8千全歼敌军10万，解放战争中粟裕也曾率兵3万余人大破国民党军12万、歼敌人。
陈庆之屡屡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在涡阳之战中率领精锐连克魏军十三城、荥阳之战中出奇招率骑三千背城逆战一举扭转败局、随后又大破魏将元天穆等魏军，同样与他过人的胆魄、谋略以及把握战机的能力直接相关。
二是善待部属，将士愿为之效死。史书记载：“陈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从平建邺，稍爲主书，散财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请”。
可见，陈庆之的骑术箭术都不是很好，但他爱惜将士，常将梁帝的赏赐及钱财分给部下，而自己却素衣穿着，与部下共甘苦，因而能得到部下拥戴，愿为之效死力。
功高名薄有失公允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庆之的功业与他的实际声名并不对等。这种结果，恐将难言公允。
首先，南北朝时期为中国历史上门阀思想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的士族控制着政权和舆论工具；而陈庆之系庶族出身，自然难得重用。
他北伐南归之后仅被授予仁威将军、司州刺史，其中仁威将军在天监二十四班军号中为十六班，在大通三十四班军号中为二十六班，仅居中上，终究无缘成为萧梁主帅，难以获取显赫的声名。
其次，历代史书记载同样存在门阀之见。《魏书》《梁书》的记载中，称农民起义军为“贼”、“妖党”，对寒门庶族出身的将士同样记载甚少，对于陈庆之北伐如此巨大功绩也只了了数笔。
后隋唐重新统一中国，仍然自认为继任了北魏正统，因而有关陈庆之的史料也就在《南史》中尚有些许记载，且是以《梁书》为蓝本。因此，一代名将的事迹难为后世所传唱。
诚然，陈庆之北伐虽然功勋卓著，但最终却未能成就统一北方的大业。但史书将这一结局的原因归之于“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所统南兵，凌窃市里”，是有失公允。
事实上，陈庆之北伐，只率白袍军七千，说明梁帝一开始就没想真正北伐，更未预期能攻入洛阳，只不过想应付元颢。而陈庆之在率军北伐连战连胜、成功攻下北魏都城洛阳后，曾建议梁朝增兵，但元颢不乐意，梁武帝的回复则是：“诏众军皆停界首。”
正是由于元颢的猜忌挟制、梁帝又不予增援接应，使得区区七千白袍军最终难敌魏天柱将军尔朱荣的号称百万之众，北伐成果付诸东流，陈庆之也没能再续伟业留芳后世。
综上所述，陈庆之北伐以少胜多、屡建奇功，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和胆魄，却因古人的门阀偏见及梁武帝的决断失策，终至功高而名薄，实为历史之憾事。今人评断这一历史人物，理应还原一代名将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