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人物崇祀始自蜀汉政权时期，有些人物的崇祀甚至一直延续一千多年都没有中断过。一方面是蜀汉官方通过祭祀制度怀念先烈，褒奖忠义；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善待自己、造福一方的官员也建庙纪念。刘备崇祀无疑正是前者，就此方面而言，蜀汉的典章文献在裴松之时代已经留存不多，“臣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于时英贤作辅，儒生在官，宗庙制度，必有宪章，而载记阙略，良可恨哉”¨，我们只能从《三国志》中窥其大略。
刘备是蜀汉政权的开创者。在其逝世之后的蜀汉政权存绩时期，刘备崇祀属于皇家祭祀。《三国志·先主传》：章武三年()刘备兵败獍亭，永安托孤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日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按照汉制，有陵则有庙，据《续汉书·祭祀志下》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因此，惠陵附近一定建有专祀祠庙，《三国志·蜀书·刘禅传》：“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汉晋春秋》：“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由此观之，应当即是惠陵附近昭烈庙。学者罗开玉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而认为惠陵旁边的昭烈庙是“原庙”，此说值得商榷。实际上，西汉只有汉高祖曾有过原庙，其他皇帝均未建筑。到了东汉，为了简化祭祀，先是创造性地建设了“世祖庙”，不再单独祭祀过世皇帝。献帝初平年间进一步做了调整，据《续汉书·祭祀志下》载：
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后，亦但殷祭之岁奉祠。灵帝崩，献帝即位。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珠，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而罗开玉所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刘备在章武元年()四月称帝的同时‘置百宫，立宗庙，祭高皇帝以下’。可见蜀汉确实是在建陵前先立有宗庙，惠陵旁之庙确实是原庙”一语，确实是有问题的。“祭高皇帝以下”，应当是指“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按词义，“惠陵旁之庙”也不能称为“原庙”。蜀汉全面承袭汉制，应当不会出现另类。《续汉书·祭祀志下》载：
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东汉陵庙祭祀的定制是“四时祠”与“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另外，《续汉书·礼仪志上》记载，还有“上陵”礼，每年正月、八月各有一次。蜀汉祭礼典礼应当也承袭了东汉的这个定制。陵庙祭祀作为体现“追往孝敬”的举措，是国家极为重视的礼仪。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曹魏灭蜀以后，破坏了蜀汉宗庙及昭烈陵庙，以断其祭祀，显示曹魏的灭国威风。作为传奇帝王，刘备崇祀设施虽遭摧毁，但此时已经散落到民间，裴启《语林》、殷芸《小说》、王嘉《拾遗记》中的记述都有体现②。东汉以后，政局一直动荡，“人心思汉”的观念也很容易得到传布。统治者也愿意攀附正统来振奋士气、保佑国祚，这样以来，作为两汉名义上的继承者，刘备的崇祀地位较之两晋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宋书·武帝纪》称宋武帝刘裕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一世孙，《南齐书·高帝纪》则称齐高帝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晋书·载记一》刘渊昭告群臣：
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汉昭烈帝刘备)之业．顾兹旭暗，战惶靡措，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昭烈庙在南朝齐时再一次被修建起来，《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先主祠在(成都)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修立而卑小。”“修立”而不是“重修”说明成都已经不复有昭烈之遗迹。齐高帝在位时期距离蜀汉灭亡已经余年，期间成都地经历过大规模战乱和焚毁，很难说这次修立还是在原来的位置。年问，刘备重新被人记起，并且获得了官方认可，虽然祠庙尚属“卑小”、不甚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