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品第”法的理由难以成立我们先来看一看罗先生对钟嵘“品第”法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基本理由和依据，先说前三条：第一，钟嵘在给张华和沈约定品第时显得犹豫和勉强，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钟嵘的品第高下“并无一些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只是对诗人诗作的一种鉴赏印象”。第二，钟嵘在评陆云、石崇、曹摅、何劭等人时，未论及各自的创作特色，定品第时也只有抽象判断，未明言所以然之标准，所以说钟嵘的品第高下“带有某种随意性”。第三，钟嵘品第高下的这种随意性是《诗品》遭到后人非议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罗先生的上述三条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从第一条理由来看，钟嵘在给张华和沈约定品时确有犹疑和勉强之处，他自己在《诗品序》中就流露出这种犹疑和困惑：“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犹疑和困惑只能说明钟嵘作为一个“思深而意远”的批评家，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作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和对多样性的风格做高低优劣的判断这两者之间的潜在矛盾以及解决这种矛盾的困难性，而不能据此就认为钟嵘的品第高下所依据的仅仅是一种不太可靠的鉴赏印象，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实际上，钟嵘的《诗品》已建构起一整套以“划分品第”为根基的包括可操作的批评标准在内的“品评”批评方法体系，他对每一位诗人的艺术成就和创作风格的优劣判断都可以从这个批评方法体系中找到内在的依据（对此后文还要详细论及）。罗先生的第二条理由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钟嵘对一百二十多位诗人进行品评的六十二条评语中，完全没有指陈诗人创作特色和艺术风貌的仅有罗先生所举的这一条，并且只涉及陆云等四位诗人，而罗先生仅凭这唯一的一条评语就认定钟嵘的品第法“带有某种随意性”，这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况且就是在这唯一的一条看似未指陈诗人创作特色的评语中，钟嵘对陆云等四人的等级评定也还是在经过一番推敲比较之后才确定的：“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季伦、颜远、并有英篇，笃而论之，朗陵为最。”而这种推敲比较正如我们在后文要论述的，是有一定的艺术标准隐含其中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一条评语就认定钟嵘的“品第”法“带有随意性”。罗先生的第三条理由也缺乏说服力。钟嵘对个别诗人的品第有欠公允是事实，但这另有原因，而不应该归之于他品评的随意性。例如陶潜，钟嵘将他列入中品，这个评价显然有欠公允，但这个失误绝不应该归咎于钟嵘创立的品第法，而是受到特定时代特定审美风尚的影响所致。我们知道，在南朝，讲究辞藻华丽和注重雕饰之美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审美崇尚，故而陶渊明的诗在当时多数人看来未免过于质直而文采不足，与当时流行的审美风尚不合，因此未能引起广泛注意，评价也普遍不高。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均未提及陶诗，刘勰的《文心雕龙》不见陶渊明的名字，北齐阳休之的《陶集序录》也认为陶的作品“辞采未优”。还有萧统，可谓陶渊明死后的知音，他对陶渊明甚至作过“辞采超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的评价，但其《文选》所收陶诗的篇数也远远没有陆机、潘岳、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多。由此可见，钟嵘对陶渊明等人品第不当，并非他个人的随意性所致，而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审美风尚的影响，这是时代的局限，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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