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的特殊阶层，更成为中古文化的主体，学术传承的主要承担者。
对学术、艺术方面的创造，成为了士族门阀阶层这一当时的“有闲阶级”追逐的目标，文化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建设成为他们之间继奢侈斗富后的斗艳的另一个战场。
01门阀士族阶层的文化活动第一，以顾恺之为代表的绘画一族
魏晋南朝时期的绘画多以人物画为主，并且该时期的宗教画在绘画史上显得尤为发达。
到了晋、宋之际，在玄学自然思想的浸染下，士族雅士沉醉于自然的山光水色之中，通过绘画与诗歌来阐释自身隐逸山水的内在感受。
山水画和山水诗开始发展起来。顾恺之师从在晋时有“画圣”之称的卫协，并且青出于蓝，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极大影响。
是能代表这一时期绘画最高水平的杰出画家。顾恺之在绘画方面的思想主要以玄、佛为主，并糅合了儒、道的思想。
这与当时门阀士族崇尚玄风、社会上佛教广为流传密不可分。顾恺之创作过《庐山图》、《雪霁望五老峰图》等山水画。
并有《画云台山记》阐述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的思路构想。他的人物画因为在对人物性格、神韵的塑造上有自己独特的见地与表现方式，堪称当世一绝。
这一时期相当数量的画家不仅画功出类拔萃，在雕塑上也造诣深厚。戴逵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魏晋时期相对较晚才时兴山水画，所以尚处于初始状态，发展得还不够成熟，因而当时的山水画作大都生搬硬套了人物画表现方式。
这直接导致了山不像山、水不像水，反而“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人物和山水的比例失调，“或人大于山”，山石和树木也未能幸免，看起来皆“若伸臂布指”，整体显得缺乏灵气。
但得益于当时士族名士热衷于谈玄说理的社会风气，关于山水画的理论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对后世山水画的创作进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该时期玄风的影响也作用在了人物画的创作方面，对人物品藻的重视使当时的人物画尤其重视对于人物个性、气质及神韵的塑造，给画作笼罩上了一层魏晋人物品藻世风下的玄学色彩。
第二，绘画题材与创作思想的变化
魏晋时期，虽然是一个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的时代，但是，士族的兴起对于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由于士族在政治、经济上都享受特殊权利。所以他们从事艺术创作，有传世的教养、充足的时间以及优越的生活环境。
所以，在这个时期，士大夫画家都开始积极地参与到书画活动中来。在南北朝时，南北政权虽一度分隔，但在文化上还是有一定的交流的。
所以说绘画的发展，基本上是统一在汉晋发展起来的绘画传统基础上的。但随着儒学衰退和玄学与佛学的继盛，这一时期的绘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在魏晋时期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更加侧重以人格精神为主的“自然”，由此，以道德教谕为准则的鉴戒性绘画慢慢变少。
表现人的“自然”的肖像画却在逐步上升。从原来绘画的实用功能、题材限制、笔法色貌逐渐转向绘画的审美趣味、创作意念。
使得绘画与文化、修养、人品等关系较为密切的气度、格调、风韵慢慢联系起来。总之，在这一时期创作主体受到匠技工艺的制约不再像以前那样，而是能较为主动地表达自己了。
02士族绘画理论第一，艺术观念自觉的时代
魏晋时期是艺术观念自觉的时代。在魏晋时期的绘画理论体系中，“传神论”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标志着绘画功能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改变，而且象征了传统的哲学理论在审美意义上的进一步拓展。
魏晋时期的山水画论，从狭义上讲，是这个时代以山水为题材的绘画实践的结果。山水如何“存形”、“察理”、“体道”，成了这一时期山水画主要的探索目的。
也成了山水画理论的基本问题。在绘画的基本形式元素的审美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之际，造就这些形式的用笔、赋彩等技巧。
便独立为一种与绘画自身关系更密切而与摹形越来越无必然联系的纯粹的画则，绘画题材也在功能上摆脱了其自身所要传达的那些语言局限。
在魏晋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神问题得以发展。由于魏晋玄学的风行，此时一定是重神轻形的。
而在魏晋的绘画理论体系中，传神论把形神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足。而且这一时期，对于绘画艺术中“神”的表现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整个魏晋时期十分的流行，并成为中国造型艺术的基本理论。由于顾恺之出身士族。
他的这种身份使他与当时不少的名士关系密切，并且由于他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与研究，使他形成了很多的绘画观念。
第二，玄学风造成的理性色彩
画之“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最早在谢赫的《画品》中被提出，被后世画家大肆推崇。
“六法”是中国绘画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系统性的绘画准则，且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因此说它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
“气韵生动”说的是在绘画时不应局部地满足于形体的精细谨慎地刻画。“骨法用笔”明确提出了笔法在绘画中的特殊含义。
奠定了以“笔”为支纲的的一系列理论体系。这两法是六法中尤为重视的两法。“应物象形”说的“象形”并不单纯形似。
还需要有心的参与。“随类赋彩”表明了以色彩为绘画要素之一的认识。“经营位置”是对绘画布局的概括说明。
“传移模写”在当时主要是指对绘画造型的模写，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这样。
魏晋时期，清谈玄学风造成的理性色彩，使“六法”理论也走向了这种理性趋向。总之，魏晋时期艺术理论的发达不仅表现在其观点的自学和论说的深入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体系的完备和结构的严密上。
谢赫的“六法”虽然比较简洁，却是言简意赅，并没有因为它的简单而造成体系的不完备和结构的不严密，为后来中国绘画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3魏晋时期书画传承的促进第一，士族的兴盛
“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可以说是魏晋时期比较特殊且重要的事情。”
它为思想文化、尤其是文艺思想的新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
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等，就直接引领着这一时期审美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决定着它的高度。
并且，由于世族大家在经济方面的相对稳定，使得他们能够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也有能力从事书画艺术活动。
同时，由于魏晋以前书画传承的方式除了学校制度外就是家学和师徒授受方式了。
而门阀士族作为家学传承的一种方式，对于书画的传承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民族的融合
由此，文化艺术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虽然南北朝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隔绝的局面，呈现基本是以温婉灵秀、善感多情、阴柔细腻、接近原始、自然为特色。在魏晋时期，南北文化存在的差异原因主要是北魏时期拓跋氏实行的“汉化教育”。
不仅大力发展了汉族文化艺术同时也融合了鲜卑族的民族因素，对于书画艺术的传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结语：魏晋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群体在当时拥有着各种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这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物质生活，并能无忧无虑地追求精神生活。
制度上的保障促使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西方“有闲阶级”的特殊阶层。
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群体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创造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同时具有保守腐朽和自由开放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后世的思想解放播下了种子，他们在这个时期标新立异的种种表现，丰富了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仅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富于创新，在其他方面所呈现出的保守腐朽使他们无法顺应时代向前发展的趋势，也使这个阶层在历史进程中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1，《资治通鉴》
2，《南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