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柳七美国人何德兰搜集整理民间童谣首，编译《孺子歌图》一书，于年印行。何德兰强调：“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字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忽一人进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刘备取西川，攻至成都。谯周援引蜀郡童谣，劝刘璋出降。知乎网站有细心网友指出，此处童谣称呼刘备为“先主”，超前了，不准确。在明代嘉靖本《三国演义》，这个童谣说的是“若要吃新饭，须待先生来”，先生应指诸葛亮。后来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改为“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由此改出了问题。《三国演义》多见预言式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著名一例。千里草合字为“董”，“十日卜”合字为卓，意谓董卓必败。嘉靖本共收入9首童谣，毛评本少一首。素晓天文的谯周，是《三国演义》中的“预言帝”，多次出场劝谏。嘉靖本中有8首童谣引自陈寿的《三国志》，陈寿正是谯周弟子。据统计，二十四史共有首童谣见载。《汉书》将童谣归入五行志，五行志是记录奇闻异事乃至超自然现象的志书。“童谣”相当于“谶谣”，远离儿童生活，和我们今天说的“儿歌”概念不同。儿歌是否“古已有之”？在五四时期就引起过讨论和研究。周作人说：“中国史书上所载有应验的童谣，……其大多数原是普通的儿歌，经古人附会作荧惑的神示罢了。”古代不缺少真正归于儿童传唱的童谣，只是缺少记录与发现。童谣为什么成了“诗妖”“童谣”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记载西周宣王时有童谣一语成谶，兆示了西周的灭亡：“月将升，日将浸；檿（yǎn）弧箕服，实亡周国。”《东周列国志》中，大宗伯召虎对周宣王讲解“檿弧箕服”的意思，说得清楚明白：“檿，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檿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服）。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周宣王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接下来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戏码了。依《史记》之载，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开始追杀一对卖弓箭的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拾得女婴，并投奔褒。是为褒姒。太史伯阳父的说法，沿袭自童谣出于“荧惑”之说，童谣是荧惑星下凡变化所作。如东汉张衡所说：“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儿童歌谣嬉戏”。“荧惑星”即火星，因“荧荧火光，离离乱惑”而得名。到了汉代，此类占卜童谣被命名为“诗妖”。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古称一切反常怪异的事物或现象为妖。《汉书》首创五行志这一志书体例，收入童谣颇多，详释“诗妖”成因：“言之不从，是谓不义，时则有诗妖，君亢阳而虐，臣畏刑而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童谣被妖化、异化，实际上是为汉儒鼓吹“天人感应”理论服务的。《易经》是一部诗歌集？史籍中，歌与谣常混称。童谣又有“婴儿谣”“孺子歌”“童女谣”“儿童谣”“小儿谣”“童儿歌”等称谓。歌与谣，本不同。《诗经》中有一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注释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乐器伴奏的称为歌，清唱称为谣。徒歌可以理解为没有乐器伴奏的歌，也可能是没有乐器伴奏，也没有音乐旋律的口诵韵文，放到今天，就要叫“说唱”。一般认为，《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的诗歌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实《周易》中同样保存了诸多上古歌谣，比《诗经》年代更早，古文学家罗根泽就把《周易》的卦爻辞称为“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学者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一文中，认为“爻辞”的“爻”，本字为“谣”，意即歌谣。“《易经》本身是对一种更古老的文献的神学化阐释。这种古老文献，便是殷周歌谣。与此相应，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一个‘常识’：《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殊不知，《易经》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诗集’。”《易经》引诗为占，成为后世占筮的标准范式。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前往散花寺抽签问卦，签子上写“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相当于占辞；签簿上写“王熙凤衣锦还乡。‘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就相当于《易经》的爻辞了。甲骨文的卜辞年代更早，或许也可以找到古代歌谣的遗痕。如“癸丑卜，今日雨？其西来雨？其东来雨？其北来雨？其南来雨？”像不像一首童谣？童谣成了“天气预报”“卜偃引童谣”见于《左传》，是史籍中记录最早的一首政治童谣，预言了虢（guó）国灭亡的时间。春秋时晋献公听从大臣荀息的建言，在鲁僖公二年和五年两次向虞国借道伐虢。这正是成语“假道伐虢”“唇亡齿寒”的出处。晋国大夫郭偃是卜官，史称卜偃。《左传》记载了卜偃的七次预言，无不灵验。鲁僖公五年（前年），晋献公出征前请卜偃算一卦，卜偃引述了一段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结合星象，预测了晋灭虢的具体时间，当在“九月、十月之交”。果然如此。晋代杜预注释《左传》时，论及童谣说，童龀之子的嬉戏之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康衢童谣”见于《列子·仲尼》，流传于尧舜时代，按说比“卜偃引童谣”年代更早。康衢就是大路，尧微服私访，在大路边听到童谣，称颂自己的仁政爱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过《列子》成书时间争议较大，钱锺书认为其是编纂于魏晋时代的伪书。正史对童谣的记载，从《汉书》一直延续到《明史》。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口头化、民俗化相结合，童谣频频被用来当作改朝换代的“天气预报”，假托天意来攫取民意。刘邦立汉室，“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再如唐初的童谣“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元末的童谣“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都是如此。儿歌一词替代了童谣《易经》以歌谣作为占卜的表达方式，而汉代儒士把童谣神秘化，添加了“预警”属性，实际上是本末倒置。明末是对童谣再发现、再认识的一个时期。出版业的兴盛，为童谣的挖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吕得胜和吕坤父子的“小儿语”系列以及朱彝尊《明诗综》中的《杂谣歌辞》，收录了大量民间童谣。以王阳明的童子之情和李贽的童心说作为思想基础，比起“天意”，童谣中的“天性”开始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