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颇有感触；遂想就所思所悟略谈一二。
辛氏文章的立论，乃是针对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的取材问题。对于二位学者的学术分歧，我无意置喙；但辛氏对史料的见解却对我颇有启发。
辛氏认为《论轮台诏》的史源依据并不可靠，因此文章结论便难以成立。
简而言之，《论轮台诏》是根据《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得出汉武帝晚年由“尚武”转向“守文”的结论。
此案以后，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论轮台诏》第五节《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
辛氏通过对史料来源的比对探讨，揭露出《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取材自成书于南朝的《汉武故事》，并非信史；其意在借古喻今，影射作者司马光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存在严重问题，不足凭信。--《制造汉武帝》
而《汉武故事》是一部流传许久的稗史，语多虚诞，充斥离奇之谈。其中关于汉武帝与西王母、霍去病与神君的会面记载，托架神仙，殊非实录。
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武帝戴太真晨缨之冠，履玄琼凤文之舄。--《太平御览》引《汉武故事》
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霍）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惭。--《太平御览》引《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云：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司马光为了抒发私人政见，弃《汉书》不用，反而取材野史。这种行为固然引来后世学者的非议；但这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本文的立论所在——如果一份史料中存在不实记载，是否代表着这部史料全无价值？
个人愚见，即使一部史料中存在不实记载，也不宜将该史料全盘否定，而是要正本清源，去粗取精。
鉴于本人对三国史事相对熟悉，因此主要就《三国志》及裴注的相关记载，对该问题论述一二，权作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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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信史与稗史信史与稗史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模糊的。比如二十四史虽然号称正史，但亦难免修史当朝的政治干预。
有“秽史”之名的《晋书》、《魏书》（北魏官修史）姑且不论，即使是陈寿、班固这样有“良史之才”的人物，也不免“多为时讳，杜口无言”。
当宣（指司马懿）、景（指司马师）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史通直书篇》
可知在史事的书写问题上，史家根本做不到一视同仁，而且修史环境也不允许他们秉笔直书。
这一现象的背后成因，当然有史家所在的当朝环境的约束，但也与修史者的私人情感有关。
比如司马迁尊崇项羽，非议刘邦，又诋毁汉武，是源自其个人的悲惨经历；班固夸赞昏君汉成帝“临朝渊默，尊严若神”，是因为其姑是成帝的婕妤；至于陈寿不为丁冲、丁仪父子立传，是因为他向丁仪后人“索米不遂”，因此公报私仇。
臣（指班固）之姑（指班婕妤）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汉）成帝善修容仪……临朝渊嘿（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汉书成帝纪》赞语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陈寿）竟不为（丁仪）立传。--《晋书陈寿传》
班固曰：汉成帝临朝渊默，尊严若神人皆有喜怒哀愁，也有好恶私情，因此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正公平。在此背景下，私修史、别传、外传乃至接近于小说的稗史，便成为官修史之外的宝贵补充。
正是因为存在各式各样的私史，才能给予后世读者更多的叙事视角，完善对史事的认知。
研究历史，不怕史料繁芜，就怕史料不足。繁芜的史料，尚可去粗取精；但如果相关记载是一片空白，便无从落笔。学者傅斯年曾有名言“有一分史料，便说一分话”，亦是同样道理。
①《三国志》的修撰背景陈寿初仕蜀汉，后入西晋，其修撰《三国志》，无非是向统治者（即司马炎）示忠邀宠，以为进身之阶。其真实想法，从《诸葛亮传》中的心迹自剖，便可一目了然。
臣（陈）寿等言：……伏惟陛下（指司马炎）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指蜀汉）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蜀书诸葛亮传》
在此背景下，陈寿虽有“良史之才”，也不可能脱离西晋官方的干预。从某种角度讲，《三国志》本身就是秉承司马氏意志而杜撰的史书，如果没有裴松之的校补，它在史学界根本不可能获得如今的地位。
夏侯湛的案例，可以更清楚地展示出陈寿的修史背景。
夏侯湛与陈寿同时代，最初私撰《魏书》，后自毁其书。虽然《晋书》称夏侯湛毁书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陈寿之才胜于自己；实际这只是文过饰非。
夏侯湛时著《魏书》，见（陈）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晋书陈寿传》
夏侯湛毁书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避祸。
夏侯湛是魏将军夏侯渊曾孙。夏侯渊的直系子孙中，既有因党附司马氏而得宠的夏侯和，也有因背叛司马氏而获罪的夏侯霸。因此出身敏感的夏侯湛修撰《魏书》，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政治隐患。
惠弟（夏侯）和，（西晋）河南尹。--《魏书夏侯渊传》
（夏侯霸）闻（曹）爽诛，自疑，亡入蜀。以（夏侯）渊旧勋赦霸子，徙乐浪郡。--《魏书夏侯渊传》
夏侯霸闻曹爽诛，遂亡入蜀此时既然有陈寿出面修史，夏侯湛自然乐得清闲。
②《三国志》的史料删落问题陈寿有良史之才不假，但也并非完人。这一点从《晋书陈寿传》便可清楚看出，相关案例前文已述，兹不赘言。
陈寿的修史底线，在于言必有征，从不杜撰；这一点胜于王沈。王沈所撰《魏书》，为了隐恶扬善而胡话连篇，乃至信口雌黄、颠倒黑白，遭到后世史家的大肆嘲弄。
王沈造作，故承祚（陈寿字承祚）不取。--《三国志知意》
但陈寿修史，亦有其顽疾。这就是他虽然不会信口胡言，但会刻意删减史料。
比如高平陵政变（）的参与者，除了曹爽自有列传，其余诸如何晏、邓飏、李胜、桓范等人，居然只见姓名，不见事迹。今本所见诸人相关事迹，实际是裴松之依据王沈《魏书》、鱼豢《魏略》校补而成。
换言之，如果没有王沈、鱼豢、裴松之等人提供的线索，单看陈寿撰写的《曹爽传》，读者甚至搞不清楚高平陵政变的始末过程。类似情况在曹髦之死（）中也有同样体现。
司马昭悍然弑君，天下所知。陈寿在《魏书》中竟然仅仅用了一句“高贵乡公卒”便草草略过，令人目瞪口呆。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魏书高贵乡公纪》
陈寿曰：高贵乡公卒虽然陈寿之后通过明元郭太后的诏书，隐晦地讲出了曹髦之死的部分细节（见《高贵乡公纪》），但对完全不了解始末曲折的读者而言，仍然会造成很大的理解障碍。
皇太后令曰：“……此儿（指曹髦）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魏书高贵乡公纪》
概而论之，陈寿的修史方式，是一种很隐晦、很高级的写作手法，可谓利弊参半。
好处是通过某些遗留的草蛇灰线，读者可以窥见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坏处便是很多相关记载，在陈《书》中根本没有线索遗留，陈寿出于种种目的，将之完全删落；使读者根本无从下手。
当然，并不能够因此苛责陈寿。他奉命修史，其实也处在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在司马氏专柄的背景下，史官措辞稍有不慎，必然身死族灭。
③《三国志》的史源选取问题陈寿本非魏人，因此修撰《魏书》必是沿袭前代资料。陈寿版《魏书》（或称《魏志》）实际取材于曹魏时代的官修史。
曹魏官史，最初由卫觊、缪袭草创，之后由孙该、傅玄、阮籍等人接手，最终由王沈定稿。因此也被称作王沈《魏书》。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史通正史篇》
王沈是出卖曹髦的罪人，凭此大功，在西晋官拜司徒。有鉴于此，后世学者对王沈《魏书》多持非议，比如刘知几便说“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基本把此书定性为秽史。
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正史篇》
南朝学者裴松之，也认为陈寿修史时删减王沈《魏书》，乃是“良有以也”，即认为陈寿所作所为完全合理。
推此而言，其（指王沈）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指陈寿）删落，良有以也。--裴松之
南宋学者叶适，甚至宣称“裴之校补，皆陈《书》之弃余”。可知在叶适看来，王沈《魏书》根本是一无可取，裴松之征引此书，都显得没有必要。这种激进的态度，显然比裴松之更进一步。
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陈）寿尽取而为书矣。（裴松之）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也。--叶适
单看史家的评论，会很容易陷入“王沈《魏书》缺乏史学价值”的误区。实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前文已述，陈寿不是魏人，其修史的基础材料，就是王沈版《魏书》。换言之，今本《三国志》所见魏国传记，绝大多数记载其实均誊写转录自王氏《魏书》。
举例而论，《明帝纪》中“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的记载，便源自王沈《魏书》中“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只不过陈寿的叙述表达，比王沈更加精简凝炼。
（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魏书明帝纪》
（明）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王沈《魏书》
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稍有史学基础的读者，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不必过多解释。
这就又引出一个问题：
既然《魏志》源自《魏书》，那是否代表陈寿剪裁誊录的部分，便是信史；陈寿毁弃不用的部分，便是秽史呢？
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
因为被陈寿删除掉的史料，远不止《卞皇后传》、《甄皇后传》涉及到的宫闱秘史，还包括大量时代浪潮下的敏感人物。
比如何晏、丁谧、邓飏、李胜、桓范等曹爽党羽，其相关记载在《三国志》中被删落殆尽，只在角落中留下一鳞半爪。像文钦这种卷入“淮南三叛”的重要人物，只在《毌丘俭传》中被粗略提及，连表字都被陈寿删掉。
文钦的相关记载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日，恰恰是因为裴松之引用了王沈《魏书》。
虽然王沈望风承旨，对文钦多有诋毁（文钦是司马师的政敌），但通过对相关记载的梳理辩诬，仍然能够看到文钦的出身、表字、事迹以及他与曹爽的亲密关系。为“淮南三叛”的始末分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钦字仲若，谯郡人……曹爽以（文）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踰前。钦以故益骄，好自矜伐，以壮勇高人，颇得虚名于三军。--王沈《魏书》
除王沈《魏书》之外，鱼豢《魏略》也是裴松之注引的重要参考。
鱼豢虽然出仕魏国，但并不供职于东观或太史系统，因此《魏略》属于私史。虽然它受到的官方干预相对较小，但也有取材繁芜、审核不严的弊病。
比如《魏略》对刘禅的早年事迹记载，便与《后主传》大相径庭；《魏略》对魏延之死的记载，也与《魏延传》相异。裴松之对此表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刘）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刘）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魏略》
（杨仪）见（魏）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魏）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魏略》
即使如此，《魏略》仍然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书，它包含了许多陈寿未曾涉及的记载，大大完善丰满了曹魏人物的相关事迹。《魏略》中还大量记载了关中的风土人情，这大约和鱼豢本人的关中出身有关。
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史通正史篇》
裴松之在《魏志》中的引注，绝大部分取材于王沈《魏书》、鱼豢《魏略》以及王粲《英雄记》，兼杂《汉晋春秋》以及《献帝起居注》等辅助材料，其中《魏略》所占篇幅尤重。
《魏略西戎传》，殊方记载，最为翔实。--卢弼《三国志集解》
魏氏别史五家，盖可与陈寿《志》参考而互见，亦一时记载之隽也。--高似孙《史略》
魏氏别史，可与陈《志》参考互见由此可知，王沈《魏书》与鱼豢《魏略》，虽然在某些记载上陷入了稗史的弊病，但并不影响它的整体地位。这个理论如果推而广之，便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即使一部史书中存在大量荒诞记载，依然需要审慎梳理，从中选取可信的部分；不宜全数废弃。
这便如同《史记》中的上古史记载，玄之又玄，荒诞至极，基本可以视作神话；但剥离开神话色彩，依然可以粗略看到上古王朝统绪的流徙变迁。
三国时代的蜀地学者秦宓、谯周甚至据此著书立说，论述上古帝系脉络，可为一证。
初，（秦）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论皇帝王霸豢龙之说，甚有通理。谯允南（谯周字允南）少时数往谘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蜀书秦宓传》
④小结诚如开篇所述，本文的写作契机，是受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文的影响。在辛氏看来，一部史料如果充斥着不实记载，便不足取法。
就研治西汉史事而言，《汉武故事》属于“晚出伪书，不足为据”……读此两例，即已足知此书充满怪诞传说，绝非信史。--《制造汉武帝》第三章
这种严谨的治史精神当然值得赞誉，但实际执行时是否需要完全遵循，则有待商榷。
就笔者观点，即使一部史料中存在荒诞不实的色彩，也不宜因此弃之不用。尤其是在同时代史料存量不足的情况下，对遗存的史料，便更需要审慎看待。
抛开修史的时代背景与史官的私德，单纯从古代的社会环境看，便可知道史料的杂芜、荒诞乃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古代社会生产力欠发达，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斥着离奇的想象，便不免存在各式各样的荒诞记载。今日所见星占、卜筮、望气一类的神秘文化，在古代均属于“数术”范畴，即古代科学。
陈寿甚至不厌其烦地将之录入《三国志》中。《魏书卷二十九》、《蜀书卷十二》、《吴书卷十八》均带有方技神秘色彩，《魏书》与《吴书》尤甚。
注：《魏书》为管辂、周宣、朱建平等术士立传；《吴书》为吴范、刘惇、赵达等术士立传，文多不载。
《蜀书》情况稍好，但《谯周传》中也明显带有秘术理论，比如陈寿坚信谯周依靠占卜之法，预测了死亡之期云云。
（谯）周语予（指陈寿）曰：“……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扬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疑（谯）周以术知之，假此而言也。--《蜀书谯周传》
显而易见，以今日的视角来看，《三国志》也充斥着文化糟粕。那是否应该一并毁弃呢？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不足取的。
推此而论，王沈《魏书》、鱼豢《魏略》等带有叙事立场的史料，虽然涉及诸多弊端，却不宜视作秽史、稗史，而应与《三国志》详略互参，互文见义；以达到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对史料有更深刻的认知，也可以从更多角度审视三国时代的历史事件。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