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作者金涛说历史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东汉的音乐活动东汉的“大予乐”西汉乐府在经过哀帝的罢废后，到了东汉初年已经渐渐恢复。东汉从刘秀开始，重视的依然是郊祀礼。《后汉书祭祀志》曾记有“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部，为坛营于部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原始中郊祭故事”的事件，这一材料说明了东汉自刘秀始，便十分重视郊祭的事实。而所谓“元始中郊祭故事”之时正是西汉末汉哀帝罢“郑、卫之乐”而存郊祀乐的时候。所以，东汉实际上仍继续按照武帝时乐府规定的郊祀祭祀旧规实行。《黄图》载元始郊祭之礼云：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日：“帝王之义，莫大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就阳位；祀地于北，主阴义。圆丘象天，方泽则地。圆方因体，南北从位”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刘秀画像元始郊祭比之武帝郊祭，其仪典及规模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但东汉的郊祀礼是逐步完备的。《后汉书光武纪》就说：“（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注云：“时草创未暖，今得之始备。”再，《后汉书祭祀志上》云：“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巩乐奏《青阳》、《玄冥》，及《云翘》《育命》舞。”《后汉书光武纪》但是东汉时的郊祀礼同武帝时的郊祀礼也有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汉明帝时把郊祀乐改称为“大予乐”，把负责郊祀乐的乐官改称为“大予乐官”。《宋书乐志》云：明帝太和初，诏日：“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由此说明明帝之时将汉乐中郊庙乐改为大予乐。如此看来，东汉的雅乐仍是王家官廷的郊祀乐一“大予乐”为主干。东汉的“举谣言”与民歌发达在东汉乐府的大事记上，值得一提的就是推行所谓观采风谣的“举谣言”制。举谣言制的推行推动了东汉民歌的发达，为两汉乐府增添了风采，谱写出了又一光辉的新篇章。所谓“举谣言”制，在西汉末、王莽时代早已开始。最有代表性的是《循吏列传叙传》所作的论述：“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循吏列传叙传》史书认为汉光武帝很重视民间疾苦，由他开始，“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便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推行。又由“观纳风谣”演进到“举实臧否”,“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这是借观采风谣之名，行查处官吏之实。汉光武帝剧照从东汉前期到东汉末期，统治者，直在实行所谓“观纳风谣”、“观采风谣”、“问以谣俗”所谓“谣言”、“谣俗”等等。《汉书韩延寿传》颜师古注日：“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后汉书刘陶传》注日：“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后汉书蔡邕传》注引《汉官仪》说：“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条奏之。”蔡邕画像是为举谣言者也，东汉“举谣言”制的得名便由此而来。东汉一代，由于统治者比较重视庶民百姓用“谣言”、“风谣”等等所反映的情况，作为黜陟官吏、赏罚忠奸、臧否善恶的参考，因此，庶民百姓们便有机会有血有肉地、真情实感地用歌谣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爱憎，表达他们的意愿，说出他们的是非标准以及道德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东汉民歌的繁荣，为汉乐府增添了新的时代异彩。《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现存汉乐府民歌中，像《宋书乐志》所说的“汉世街陌谣。讴”,绝大多数都是东汉的作品。东汉民歌的发达不能不说与东汉的“举谣言”制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富于现实性的《鸡鸣》乃至《东门行》、《妇病行》等优秀诗篇，大致都可以看出它们与“举谣言”制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东门行》比如有一首为人熟知而题作《恒灵时童谣》或《灵献时人语》、《时人为贡举语》的歌谣，应当就是“举谣言”的产物。两汉时期，施行察举制度作为朝廷任命官吏的辅助之法。“秀才”,均是汉代选举科目之一。其中“秀才”一词，在东汉因避汉光武帝刘秀讳，故改为“茂才”或“茂才异等”,但该歌谣却无视忌讳，敢于直言犯上，充分表现了它那强烈的战斗色彩。东汉一代的乐府，前有武帝定郊祀、立乐府的空前盛况，后有“举谣言”、“街陌谣讴”的大观，犹如双峰并峙，屹立于我国乐府的发展史上。参考资料《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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