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须发斑白的庾信踱出长安城，在城外的渭水边驻足徘徊。放眼望去，岸边林木葱茏，河滩细沙如雪，恍惚间他好像看见了千里之外的建康，不禁吟道：
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归。
新亭和龙尾湾都是南朝都城建康的风物，一百多年前，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常在新亭聚集。跟随司马睿来到江东的周顗，坐在那里叹气：“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一旁的人随之相视流泪。
新亭对泣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新亭》新亭对泣的故事被记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但值得玩味的是，到了庾信这里，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他不再看到江南风景想念北朝，而是把北边的树和沙当作了日思夜想的南京。庾信本是北朝士族子弟，他这么一说，真的有“直把他乡当故乡”的意味。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敏锐地注意到了其间的变化。在她看来，这代表着江南（江东）挣脱了北方文化的阴影，具备了自主性和独立性，漂泊异乡的北方士族虽然依然有收复中原的宏愿，但是他们已经把营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建康周围。
营建一个区域、一座城市，当然需要物质的投入，比如壮丽的城墙、华美的宫殿、繁盛的街市，可惜东晋皇室根基不稳、囊中羞涩，实在是没有办法实施大投资开展大基建。
史料记载，东晋至南朝，都城建康都没有正经的城墙，只用一圈篱笆围住了事。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加冕后，一度在东吴太初宫旧址上建起来的地方官衙府舍将就。
即便如此，文化上的建构还是不能低人一等。据说，晋元帝打算在建康都城外竖立双阙，丞相王导深知国家草创，财力薄弱，建设难度很大，于是就灵机一动指着正对宣阳门的牛首山双峰，对皇帝说：“此天阙也”。
以山作阙，既省了钱财，又有了面子，甚至可以在气势上力压北方的胡人政权，好像在天地间宣告：我们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
不仅如此，东晋和南朝在历史的编纂上也不遗余力。东晋元帝即位之初的建武元年(公元年)，就设置史宫，命干宝掌修国史。南齐武帝也要求沈约编撰《宋书》。加上范晔的《后汉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以及各种版本的《晋书》等等，偏安一隅的南方朝廷在史籍编写上极其繁盛。
历史著述绝非简单地照实记录，其间混杂着很多私心杂念，是适应彼时彼地需要对世界的重新阐释和建构。于是，我们看到沈约的《宋书》将北魏称为“索虏”，南齐熊襄撰的史书定名为《齐典》，都努力在字里行间甄别华夷，标榜正统。还有孙吴时期出现的“金陵王气”，在官方的鼓吹下，也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顺着“金陵王气”的噱头，心知肚明的文人们开始了诗文上的唱和。“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一下子把建康城抬到了能与长安、洛阳比肩的位置。“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左思的《吴都赋》虽然作于西晋年间，但是被《昭明文选》重新选编刊印后，再次在文化上形塑出与北方鼎立的南国形象。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三山》
同样在这一时期，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迎来了它的辉煌，这既是受“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潮的影响，也是对南方土地与文化归属感的折射。还有很多人，直接将南方地形地貌作为研究阐述的对象，形成了《游名山志》《南方草木状》《南州异物志》等一系列地理方志著作。
于是，从前北方中原眼里的南蛮、瘴疠之地被重新定义，它们有了文化上名分和位置，文明的地域空间扩大了，江南有了传承中华文化的基础。
就这样，在统治者与士族名士的合谋下，史学、文学、地方志共同建构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江南”，经历了上百年的融合，终于成为北方移民和南方土著共同的精神家园。
惠崇《溪山春晓》
庾信的思念伤感不是个案，大多由南入北的文人都留下了类似的文字。
颜之推在《观我生赋》里回忆：“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浃于四方”，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最后却落得“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的悲惨下场。他再回江南时“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感到物是人非，怅然若失。
另一位曾在梁朝和陈朝出仕的江总，所写的一首《南还寻草市宅》更能让人产生共情，“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旧宅颓败，文脉断绝，这是他们那一代南朝士人心底永远的痛。
南还寻草市宅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怀古恋旧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南朝的逝去而消散，它们融入了隋唐的江山一统，成为全体华夏士人的精神寄托，向后绵延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李白、杜牧、刘禹锡、韦庄都纷纷写起了金陵怀古诗，有的是故国神游睹物思人，有的只是在书房里结合道听途说的想象。有意思的是那个李白不仅来了、写了，而且最后还半真半假地把自己的祖籍改成了南京，说什么“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依恋与崇拜？
黄克晦《金陵八景之乌衣夕照》
最后还是说回到庾信，比起开头提到的那首《望渭水》，他更知名的是具有史诗气魄的《哀江南赋》，后世如夏完淳、谢翱、孔尚任、章炳麟等都曾效仿或者“同题继作”。
特别是《桃花扇》结尾《余韵》中“哀江南”传唱颇广：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建康城被隋朝征服后，一度落寞了几百年，直到南唐成为一个短暂的都城。它再次大红大紫是在明初，经刘基等人的力荐，以南都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宋濂在《阅江楼记》开篇第一句就写到：金陵为帝王之州。与其说这是历史现实的摹写，不如说是文化建构的返照。
因为，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六朝如梦鸟空啼”，南京历经平荡耕垦、遭遇无情打压，最后仍能从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除了江山形胜、地处要津外，文化空间的营造实在功不可没。
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建筑、城池消亡了，文人、名士流散了，被知识分子们所建构的文化空间则很难从大家的认知深处抹去。南朝的世家也好，南明的遗民也罢，他们提起金陵，总还会想到若明若暗的“王气”；谈到江南，难免不把自己当作乱世里与胡虏对抗的华夏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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