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七史——二十四史的前身
煌煌巨著，二十四史，贯穿了从三皇五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其中，前四史，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是私人编纂的，最早在南北朝初期，就流传着“前四史”的说法了，成为修史者的必读书目。
这四部史书的作者不仅是史学家，更是文学家，文学价值很高，尽管个人风格不同，司马迁比较醇厚、班固比较艰深、陈寿比较简练、范晔则比较华丽，但都是传世之作。
南北朝乱世中，还诞生了沈约的《宋书》、魏收的《魏书》、萧子显的《南齐书》这三部私修史书，比起“前四史”稍微逊色点，但这3部史书为其后唐朝大规模的官方修史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上承前四史的传统，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此，到了隋唐之前，正史一共诞生了7部史书。
前文贞观修史——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拯救运动一文已经说过，中国历史上，由官府主编的正史，开始于唐朝贞观时期，且贞观朝是最多的，一共诞生了6本官修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从而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完全补充，加上李延寿私人编纂的两部《南史》和《北史》，贞观朝诞生了8部正史，堪称一次历经南北朝乱世后的文化抢救运动。
在宋朝初年，“十三史”成为人们对正史的通行称呼，当时并没有包括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后来也被列入，成十五史。
宋朝初年，薛居正曾经官修过《五代史记》，即《旧五代史》。并且五代时期后晋的刘昫利用唐朝实录很快修成了《旧唐书》，这两部书因为成书匆忙，备受批评。
尤其是《旧唐书》，成书于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乱世，大家都知道，盛世修史，一般来说，乱世因为政局不稳，很难会诞生史书，那么，五代十国时期的乱世为何会诞生一部史书呢？
原来五代十国早期的后梁并没有能统一天下，当时占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势力还十分强大，最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再建立了唐朝，统一了北方，史称“后唐”，因为后唐以唐朝的延续者自居，所以虽然后唐延续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们并不准备写《唐书》。
到了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虽然这人人品卑劣，为了建国向契丹称“儿皇帝”，并且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不过他建立后晋之后仅仅四年，就下令编纂《旧唐书》，当时唐朝在自己的西京洛阳留下了大量的实录国史及起居注、朝报、吏牍、计簿等，《旧唐书》充分利用这些原汁原味的材料，仅仅用了6年就编成了这部《旧唐书》，虽然文辞一般，却最大限度保留了唐朝的第一手资料，今天《唐实录》已经不存了，但拆散重组后的基本上都在《旧唐书》中，算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慰藉。
更神奇的是，这部《旧唐书》修成后仅仅一年，后晋朝就被契丹国灭掉了，契丹占领开封和洛阳，整个北方大地陷入空前的战乱中，很多唐朝的资料都散失了，洛阳城也被一把火烧掉了，唐朝留下的图书荡然无存。如果不是《旧唐书》保留了这些，恐怕这些关于唐朝记载的原始资料就再也见不到了，今天我们见到的唐朝将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时代。
《旧唐书》居然诞生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堪称奇迹
所以，虽然后晋是一个只有11年历史的小朝代，却利用亡国前的几年间隙居然就修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唐朝的历史，堪称一个奇迹。
宋仁宗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北宋的经济和文化都迎来了繁荣。整个北宋王朝迎来了一次文学的复兴运动，特别喜爱韩愈文章的欧阳修领导了“古文运动”，提倡古朴的古文文风，反对华而不实的宫体文，同时，“盛世修史”，欧阳修也觉得《旧唐书》的文笔实在糟糕，就提议重修《唐书》，欧阳修几次被贬，最终《新唐书》的主修官成了当时另一位大诗人宋祁，后来欧阳修又一次被贬，宋仁宗也于心不忍了，将他留下，和宋祁一同主持撰修《新唐书》，欧阳修将“春秋笔法”灌注其中，褒贬时弊。
欧阳修
同时，欧阳修还私人撰写了《新五代史》，他在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君臣善恶，舆其百事之发置”，旧五代史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欧阳修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在每篇记、传的结语中用呜呼一词，欧阳修大胆揭露五代时期的阴暗面，不为尊者讳，所以也让五代十国看起来成为了最黑暗的时代，我在易中天读中华史-为什么易中天不写五代十国这一篇文章中也写到过，五代十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远远超过了十六国、南北朝等乱世的狂乱程度，或许是欧阳修没有修饰这段历史，大胆秉笔直书的原因。
比如著名的《伶官传序》，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虽然得到了天下，却短短几年身死国灭的悲剧，足以警醒世人，这篇文章也是语文课本经常选取的：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这两部书成书后，成为当年轰动北宋的文化盛事，两部书风行天下，天下都在传颂欧阳文忠的文名，整个宋代，这两部书可谓天下人皆知，就此，形成了“十七史”的称呼，当时就有，不读十七史，不懂通鉴的说法。
只不过，欧阳修嫌弃当时的《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文笔不好，自己写了两部文笔很好的书，却因为过分注重文采，使得很多资料性的诏书、公告等材料都被删去了，很多事实说的也不如《旧唐书》清晰。因此清朝修《四库全书》，开展“稽古轶文”时，从明朝《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已经佚失的北宋初年薛居正所修的《旧五代史》，并整理了五代十国后晋刘昫所修的《旧唐书》，这两部书还是被打捞了出来，不能作废的。
我们对比下《旧唐书》和《新唐书》同样一件事情的记载，就清楚了。比如说李世民晚年征讨高句丽，这是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
《旧唐书》在太宗本纪中这么写：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乙卯，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以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赠殷比干为太师，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为文以祭之。三月壬辰，上发定州，以司徒、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岑文本、杨师道从。
夏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因大飨六军以遣之。丁未，中书令岑文本卒于师。癸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勣攻盖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勣会围辽东城，因烈风发火弩，斯须城上屋及楼皆尽，麾战士令登，乃拔之。
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勣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降，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刻石纪功焉。赐天下大酺二日。秋七月，李勣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
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纪功德。十一月辛未，幸幽州。癸酉，大飨，还师。十二月戊申，幸并州。侍中、清苑男刘洎以罪赐死。是岁，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死。
而在《新唐书》中，则这么写：
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阳宫，以伐高丽。癸丑，射虎于武德北山。乙卯，皇太子监国于定州。丁巳，赐所过高年鳏寡粟帛，赠比干太师，谥忠烈。三月壬辰，长孙无忌摄侍中，吏部尚书杨师道摄中书令。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丁未，岑文本薨。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五月己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庚午，次辽泽，瘗隋人战亡者。乙亥，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乂有罪，伏诛。丁丑，军于马首山。甲申，克辽东城。六月丁酉，克白岩城。已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死之。辛酉，赐酺三日。七月壬申，葬死事官，加爵四级，以一子袭。九月癸未，班师。十月丙午，次营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十一月癸酉，大飨军于幽州。庚辰，次易州。癸未，平壤道行军总管张文干有罪，伏诛。丙戌，次定州。丁亥，贬杨师道为工部尚书。十二月戊申，次并州。己未，薛延陀寇夏州，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败之。庚申，杀刘洎。
《新唐书》中写的，“大败高丽于安市城”，只有一句话。而在《旧唐书》中，则有“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勣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降，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刻石纪功焉。”的记载，如果没有《旧唐书》的这句话，那么，这场战役，高句丽一方是哪些人率兵来救援的，唐军是谁领兵作战的，可能都没有记载了。所以尽管欧阳修时代能够参考的史料更多，《新唐书》在一些典章制度上增加了一些内容，但是对于原始事件的记载，《旧唐书》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宋代，朝鲜半岛是王氏高丽，当时的人可能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中的高句丽写成高丽了，这点需要注明下。
以上，就是在元明清之前，“二十四史”的前身-“十七史”的主要情况了。
二、元顺帝修史——诞生于乱世的文化奇迹
那么，除了贞观朝代外，历代朝廷修史，哪一个朝代是第二多的呢？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明，而是在元朝，更是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时期。
说起元朝，可能很多人印象中的元朝是一群野蛮人建立的，只会打打杀杀，却少有文化成就，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刘焕读易中天史——蒙元王朝为什么会短命。
其实，元朝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幅末世的景象，忽必烈的时期，疏浚了大运河，商业贸易一度发展。
亡国之君元顺帝，这也是一个奇人，和明代末期喜欢做木匠的天启皇帝一样，元顺帝也堪称一个奇才，他兴趣广泛，会设计龙舟，会造计时器，还会设计一些简单的机械装置，人称“鲁班天子”。或许好几个王朝最后的皇帝都是木匠转世，这个元顺帝也是精通此道。然而，元顺帝颇不务正业，虽然擅长木匠，却不擅长治国，政令朝令夕改，在民间传说中，因为元顺帝是亡国之君，被大量污名化了，增加了一系列元顺帝修炼藏传佛教神功的传说，其实没那么夸张，总之，这就是一个玩心未泯的少年人。
当时的元朝，既然皇帝不务正业，主要的权利就归于宰相，元顺帝时期的宰相就是著名的脱脱，脱脱出生于蒙古帝国一个显赫的家庭，不仅弓马娴熟，从小还受到儒家教育，跟当时的名儒吴直方学习儒学，甚至写的一手好书法。
说到元朝修史，一开始说来也确实像是一场闹剧。
元朝建立之后，忽必烈很想励精图治一番，但是他的太子真金早早地去世了，备受打击的忽必烈犯了和后世朱元璋一样的错误，传位给了自己的孙子铁穆耳。
整个元朝，皇室是蒙古人，但是最受到重用的大臣往往是西域的回族，即色目人，忽必烈时期的大臣阿合马就是色目人，色目人可能擅长于经商，特别喜欢财政改革，且经常引发大乱，忽必烈时期尚且能管控得住，到了铁穆耳时期，他又开始信任色目人大臣，搞得全国一塌糊涂。财政混乱。
此时，忽必烈提议的修撰《宋史》的工作自然就被搁置了。
铁穆耳之后，元朝的皇室经历了很大一番动荡，换了好几任皇帝，虽然元仁宗恢复了科举制度，也提议修撰《宋史》，但当时元朝抵制汉化的势力还比较强，此事又不了了之，甚至找不到合格的汉人来写史书，因为刚刚恢复科举，还没能选拔上人才。
到了第八任皇帝元文宗时期，他因为生长在金陵，从小受到汉文化熏陶，对汉文化很感兴趣，他仿照唐、宋会要体例，编修了一部《经世大典》，整理并保存大量元代典籍，但可惜没能全部流传下来，他甚至提倡尊孔重儒，加封孔子父母及后世名儒，但他的汉化遭到了很强的抵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接连几次不了了之，编撰史书都没能实施，历代盛世修史是传统，且修撰了前朝历史，才能宣告今朝历史的正统地位。到了元顺帝即位之后，他很想编撰一部《宋史》，宣告自己是盛世，不过还是没能成功。天下人都觉得，元朝要修史肯定是没戏了。
直到宰相脱脱执政之后，他向元顺帝提议修撰《宋史》，理由是，当时的南宋灭亡已经70多年了，大量宋朝的遗老遗少都快不在了，今天编写史书，还能采访到他们，如果再晚一点，整个历史的见证者都将逝去了。最终元顺帝同意了，他命令脱脱主持编写史书，并且尽快招揽人才去国史馆。
只不过，正式开始编写的时候，一个从忽必烈时期，就横亘在编史人中间的一个问题来了——究竟谁是正统？
这在今天看来，很可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简直是最高纲领了，正统意味着大统，而不是正统的，那就是小王国。
秦汉自不必说，东汉末年分三国，曹魏接受了东汉的禅让，蜀汉的刘备则是汉室后裔，那么，魏蜀吴，究竟谁是正统呢？这点，陈寿很清楚，因为他是西晋的史官，在西晋写书，必须识时务，因为西晋接受的是曹魏的禅让，所以必须三国中的曹魏为正统。曹魏是正统的“朝”，而另外两个蜀汉和东吴就成为“篡伪”，成了“国”。所以陈寿《三国志》很清楚地以魏为本纪，而蜀、吴的皇帝之称“传”——《蜀先主传》、《吴主传》。
这就是一场成王败寇的争夺，因为魏是正统，所以那段时期，又被称为“魏晋时期”，而不是“吴晋时期”。
西晋灭亡时期的十六国显然不是正统，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唐朝编撰的《晋书》就把十六国国君都放在“载记”里面记录，而东晋虽然偏安江南，但却继承自西晋，自然是正统。
南北朝时期比较复杂，北魏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南朝宋也不得不诚服，更为重要的是，北魏分裂而来的西魏演变为北周，而隋朝则是禅让自北周，唐朝又禅让自隋朝，所以北魏因此不得不成为正统，才能延续北魏-西魏-北周-隋朝-唐朝，这样的正统链条。
但是司马光不这么认为，他编撰了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里面把一个朝代的记录称为“纪”，比如记录秦朝的事情就叫做“秦纪”，《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从周朝到后周的千年历史，里面的纪分别是：
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
可以说，这就是司马光眼中的正统，在南北朝中，他依然选择了宋齐梁陈的南朝作为正统，他笔下的北朝君主，都以“魏主”、“齐主”、“周主”来称呼，而在其他的纪中，对于各自的君主都是用“帝”来称呼的。
可是司马光无法自圆其说的就是，陈纪中的“隋主杨坚”，到了隋纪又成了“帝”，正统如何从南朝的陈朝转移到了灭亡陈朝的隋朝身上，这点解释不清楚，也无法解释。
但司马光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宋朝有一天也会被当成不是正统。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后梁接受的是唐朝的禅让，北宋接受的又是后周的禅让，法统完全没问题，问题是，北宋没有能统一全部的中国，失去了幽云十六州和河西走廊这两个汉人的聚居地，分别诞生了辽朝和西夏国这两个与之对峙的政权，只不过，西夏向北宋称臣，可以称为“国”。而辽朝则屡次欺负北宋，和它平起平坐，丝毫不像臣服于北宋的王国。
更重要的是，元朝灭掉了金朝，而金朝则灭掉了辽朝，按照金灭辽、元灭金的顺序，元朝似乎更应该认辽、金为正统，并且北宋后来也南迁了，有着半壁江山的南宋向金称臣，金似乎也更应该作为正统。
可是，对于广大汉人来说，宋是当之无愧的正统，唐宋元明清，不是唐金元明清，元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的统治需要，如果不把宋朝作为正统，必将激起大规模反抗，而且对于历史也是不尊重的。
故而在元顺帝下诏修史之后，这个讨论又摆上了台面，讨论的结果是把宋朝参考晋朝的模式，晋朝时期，虽然东晋偏安江南，但是北方的十六国显然不是正统，他们的君主没有资格写入“本纪”，只能写入“载记”，类似于列传。
因此讨论的结果是，宋朝作为本纪，辽国和金国下降地位，成为王国，只记录为载记。
然而在元朝，女真人和契丹人的势力还比较强，他们怎么能甘心自己的朝代成为王国，更重要的是，根据绍兴合议，南宋的赵构向金称臣，赵构给金国皇帝的诏书上都写的“臣构言”，现在你说，南宋是正统，金是王国，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最终，脱脱主张参考南北朝模式，即李延寿的南北史这样一样处理南北各政权，宋朝、辽朝和金朝都作为正统，他们分别形成了宋辽和宋金两个南北朝时期，而同时代的西夏，则肯定不是正统，且成吉思汗死于西夏，元朝人对西夏深恶痛绝，坚决不写西夏史，当时以找不到存活的西夏人为由，不写《夏史》，而以《宋史·夏国传》这样一篇文章来代替，这也客观造成了西夏当时的材料很多没有得到保存，给今天的研究造成了困难。
脱脱的主张意外得到了所有编撰者的认同，该问题就此解决，平心而论，宋辽作为南北朝似乎北宋是吃亏的，因为辽其实并没有像北魏一样占据中原，显然称不上“朝”。但是宋金作为南北朝似乎南宋又是占便宜的，因为南宋已经向金朝称臣了。两个相抵消，就此算了吧。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史书的编撰工作明显走上了正轨，但也增加了工作量，等于本来要写一本书《宋史》，现在却一下子要写三本书，好在当时的编撰者很有才能，他们利用宋辽金丰富的大量国史、实录、会要稍加剪裁，仅仅用了两年就编好了三部史书。
这里不得不提下这三部史书的总裁官，他们是脱脱、铁木儿塔识、贺惟一、揭傒斯、赵时敏、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等，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维吾尔、契丹、女真、钦察等族的史学家。脱脱后来辞去了相位，所以主编者成了阿鲁图，但是阿鲁图却不懂汉文。
虽然，主编者一直在变换，甚至不懂汉文，但充分给予自由，依靠两位杰出的总裁官，三部史书中的《宋书》成就斐然。
这两个总裁官就是张起岩和欧阳玄。
这两个人在《元史》中都有传记，但都只有几百个字，可以说是被历史所忽略的人，但他们对于这三部史书的贡献是巨大的。
张起岩是书香世家出生，山东济南人，元朝开始科举考试后，年农历三月七日，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最终录取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为进士。张起岩便是首位状元，他嫉恶如仇，且文采斐然，当时便有“欧阳修”之美称，为官时一直受百姓赞誉。
巧合的是，欧阳玄是欧阳修的后人，他是湖南浏阳人，元朝恢复首次科举之后，他和张起岩同时被录取，他是进士第三名，他学识渊博，文绩卓著，人称“一代宗师”。
这一南一北两位英才都是元朝恢复科举考试那一年录取的，两人都精通史学，且文辞很高，此番两人又联手编撰《宋史》，可谓一拍即合，他们以身为汉人和文人士大夫的双重身份审视宋朝，这个古代文人最为发达的朝代，用了两年就写好了《宋史》。这堪称是一个奇迹，主要是元修三史之规模巨大前所未有，而修史之快也是前所未有。或许在乱世和极端的条件下，往往更能结出文艺的硕果，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末和民国等时期诞生的这些文化成就是一个例子。
这突出表现在《宋史》，《宋史》有本纪47卷，志卷，表32卷，列传卷，有万字，为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一部。因为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元朝灭亡南宋以后保留下来的大量国史实录，所以保留了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当初由宋室南渡的时候，从汴京运去了杭州，后来元朝灭亡南宋后，元朝又将这些材料从杭州搬去了大都，可以说，张起岩和欧阳玄两人正是利用这些丰富的材料编成了《宋史》。没有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宋史》，可能中国文化最为昌盛的朝代就无法保留下原貌了。
《宋史》对于文人士大夫的故事记载很多，比如苏轼传，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对话，可能有些并不是历史上记载下来的对话，张欧阳两人大胆采用，给《宋史》增加了不少情趣，比如这段：
（苏轼）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两人的性格跃然纸上，或许这就是编撰时期张起岩和欧阳玄的对话，两人一番演练后，写入史书中。
同时，苏轼传中还记载了一则苏轼侦探的故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或许也是很好的《神探苏东坡》的素材。
苏轼传的最后写道：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感慨苏轼的赤诚和不知变通，但同时又说，如果苏轼真的学会了变通，那就不是苏轼了，就没有那么好的作品和人格魅力了，这或许也是张起岩和欧阳玄两人心境的写照。
总之，《宋史》有着独特的价值，且文采很好，一般的中高考语文考试中的文言文题目，除了选自前四史外，选自《宋史》的也比较多。
与《宋史》同时修撰的还有《辽史》和《金史》，这两部书篇幅不大，但是保留了这两朝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编撰者大多是契丹人和女真人，比如斡玉伦徒、泰不华、廉惠山海牙等等，他们懂得各自民族的语言，口耳相传各自民族的历史，所以较为真实可信，这三本书是我们研究三朝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最终，三部史书写好后，在元朝经济最为繁荣的江浙行省刊刻发行。
应该说，仅仅用了两年的这三部史书堪称一次文化盛事，因为脱脱不久后就被奸臣污蔑而自杀，而元朝则迅速腐化，脱脱死的前一年，张起岩去世了，脱脱死后的第三年，欧阳玄去世了，脱脱死后的第13年，元朝灭亡了，当时的许多编纂者都已经非老则死，元大都保留的很多书籍也遭到兵祸的焚毁。可以说，如果不是元朝编撰了这三部史书，到了明朝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素材了，尤其是元大都珍藏的宋朝实录，在元末兵荒马乱中被焚毁了，那真的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憾事。
此后，明初编撰了《元史》，《元史》几乎成了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差的一本，主要是因为当时朱元璋忙着宣告元朝死亡，召集编写了《元史》，因为元朝留下的实录很少，且编撰者大多不懂蒙古文，所以甚至出现了一个人有两个传记的情况，比如石抹也先在列传三十七中写到了：
石抹也先者，辽人也。其先尝从萧后举族入突厥，及后还而族留。至辽为述律氏，号称后族。辽亡，改述律氏为石抹氏。其祖库烈儿，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父脱罗华察儿，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年十岁，从其父问宗国之所以亡，即大愤曰：“儿能复之。”及长，勇力过人，善骑射，多智略，豪服诸部。金人闻其名，征为奚部长，即让其兄赡德纳曰：“兄姑受之，为保宗族计。”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闻太祖起朔方，匹马来归。首言：“东京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中原可传檄而定也。”太祖悦，命从太师、国王木华黎取东京。师过临潢，次高州，木华黎令也先率千骑为先锋，也先曰：“兵贵奇胜，何以多为？”谍知金人新易东京留守将至，也先独与数骑邀而杀之，怀其所受诰命，至东京，谓守门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据府中，问吏列兵于城何谓，吏以边备对，也先曰：“吾自朝廷来，中外晏然，奈何欲陈兵以动摇人心乎！”即命撤守备，曰：“寇至在我，无劳尔辈。”是夜，下令易置其将佐部伍。三日，木华黎至，入东京，不费一矢，得地数千里、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械山积，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丧其根本之地，始议迁河南。岁乙亥，移师围北京。城久不下，及城破，将屠之。也先曰：“王师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复屠之，则未下者，人将死守，天下何时定乎！”因以上闻，赦之。授御史大夫，领北京达鲁花赤。时石天应与豪酋数十据兴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为兴中尹。又命也先副脱忽阑阇里必，监张鲸等军，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鲸称疾不进，也先执鲸送行在所，帝责之曰：“朕何负汝？”鲸对曰：“臣实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为质，当活汝。”鲸诺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杀使者应其兄矣。致既伏诛，也先籍其私养敢死之士万二千人号黑军者，上于朝。赐虎符，进上将军，以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举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后从国王木华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石死，时年四十一。子四人：曰查剌，曰咸锡，曰博罗，曰侃。查剌，亦善射，袭御史大夫，领黑军。戊寅，从木华黎攻平阳、太原、隰、吉、岢岚、关西诸郡，下之。遂攻益都，久不下，及降，众欲屠其城，查剌曰：“杀降不祥，且得空城，将安用之？”由是遂免。己卯，诏以黑军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阳、隰、吉、岢岚诸郡。及南征，尽以黑军为前列，败金将白撒、官奴于河。渡河再战，尽杀之，长驱破汴京，入自仁和门，收图籍而还。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癸巳，从国王塔思征金帅宣抚万奴于辽东之南京，先登，众军乘之而进，遂克之，王解锦衣以赐。辛丑，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两路达鲁花赤。癸卯，卒于柳城，年四十四。子库禄满，袭职。中统三年，从征李璮，中流矢卒。子良辅，袭黑军总管，至元十七年，以功累升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万户。大德十一年，告老。子继祖，袭万户。咸锡之子度剌，攻樊城，战死。赡德纳后亦弃金官来归，为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卒。其孙亦剌马丹，仕至辽阳省左丞。亦剌马丹子仓赤，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列传三十九则写到了石抹阿辛：
石抹阿辛，迪列纥氏。岁乙亥，率北京等路民一万二千余户来归，太师、国王木华黎奏授镇国上将军、御史大夫。从击蠡州，死焉。子查剌，仍以御史大夫领黑军。初，其父阿辛所将军，皆猛士，衣黑为号，故曰黑军。岁己卯，诏黑军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阳、隰、吉、岢岚间。顷之南征，以黑军为前列。与南兵遇于河，查剌大呼驰之，陷其阵，渡河再战，尽殪之，所遇城邑争先款附，长驱捣汴州，入自仁和门，收图籍，振旅而还。论功，黑军为最。及从国王军征万奴，围南京，城坚如立铁，查剌命偏将先警其东北，亲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飞橹，手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之，遂克南京。诘旦，木华黎解锦衣赏之。累授真定路达鲁花赤，卒于柳城。子库禄满袭职，从攻襄樊，与从弟度剌立云梯冲其堞，度剌死焉。中统三年，库禄满从征李璮，先登，飞矢中额而卒。
其实，这是同一个人，而且里面说了，儿子都叫做“查剌”，居然没想到是翻译的问题，同一个人却出现了两个传记，如此荒谬的错误真的世所罕见，这就等于我们编了一本美国的史书，结果出现了《特朗普传》和《川普传》，丝毫不觉得这是同一个人，如此荒谬的错误，真是中国历史学的耻辱。所以《元史》的首稿仅用天就告完成，两次修订共用天，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样仓促的成稿导致了诸多的问题。清朝人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到了清朝，用了90年代的时间，从康熙到乾隆，修了《明史》，《明史》的编撰态度比《元史》认真多了，且质量极高，不过对于清代编撰图书，也有一些非议，当然这不属于本文的范畴了，应该单独谈一谈了。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算是叙述完二十四史的梗概了，出乎人意料的是，三部史书都成书于元顺帝时期，而且还是风雨飘摇的元朝末期，或许我们应该再重新审视一下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