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网络时代信息资讯快速检索的“e-考据”，对历史研究来说是福音还是危机？强势崛起的新媒介赋予了历史学者更多走出象牙塔、面向公众发声的机会，但学者更积极地介入公共空间，又能否促进公众观念的良性发展？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这些人中有活跃的学院派学者，也有深受大众欢迎的公共历史写作者。如果说一代精神造就一代的史家，那么一代史家的著述与反思也总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
对未来的想象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历史的意义，正在于此。因此，我们期望通过回答“当今的青年学者如何写史”这个问题，为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提供方向。
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
撰文
李夏恩
新史记
青年历史学者与变革时代的碰撞
每个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刻板成见，历史学者也不例外。“历史”二字，总是与古老、过去、往昔这些老气横秋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大众的心目中，历史学者也应该跟他们研究的对象一样垂垂老矣。倘若说历史意味着年深日久的智慧与经验的总和，那么这些智慧和经验也理应盛在一副配得上它们的沧桑皮囊里才对。
在一个有关职业的老掉牙的笑话中，从一群人里认出历史学者是件容易非凡的事情，他们的双眼总是埋在故纸堆里，花白的头发上落满了积年的尘埃，手中不停地翻看着某本枯黄掉渣的古书，若说他们跟考古学者站在一起如何区别的话，只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衣着还算干净整洁、文质彬彬，而考古学者则穿得像个挖地基的农民工。
若是在几十年前，这一成见还多少有些许真实之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迈入史学大门的大学新生，接受老师开门见山的谆谆教导，仍不外乎是“做历史要耐得住寂寞、要沉得住气、要读得进书”——那种在档案馆和资料室里一坐一整天的寂寂静默，确实赋予了历史学者一种职业性的沉沉暮气。
老一代历史学家的代表，明清史大家顾诚先生
对老一代历史学者而言，跑图书馆查阅史料可以说是治史生涯必不可少的磨砺。以巨著《南明史》蜚声于世的老一代史家顾诚，为查阅史料费尽周折的经历，可谓老一代史家的代表，他的学生彭勇在多年后曾回忆顾诚当年访查史料的艰辛：
“先生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出入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只带一个冷馒头充饥。冬天寒冷，双手被冻得麻木，常常会到马路边的商店里，借火炉取暖……看《后湖志》，是在‘文革’末期，专程跑到南京。那时图书馆还不对外开放，他托了熟人，说了许多好话，才让看馆藏抄本。抄录完后，担心出错，央求人半天才看到原件……当年北图善本部规定，一天只能看三种书，而且还分季节，明清史料本来就杂，许多书翻一翻，见与自己的研究毫不相关，只好还了，大半天时间也就白白浪费了。为了研究南明史，先生在昆明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就是从招待所到图书馆，两点一线，甚至没有抽时间看昆明的奇山秀水。”
然而，当时序迈入21世纪，飞速发展的时代将变革之风带往每一个角落，历史学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过去在档案室与博物馆里高束庋藏的文献资料，被制作成数字化影像上线，供人自由阅看；日益先进的文字识别系统和信息时代强大的搜索技术珠联璧合，让潜藏在书边页脚的一段最不起眼的史料也无所遁形。过去耗费数日数月，甚至要往返奔波多地图书档案机构还唯恐无法穷尽查得的资料，如今足不出户，不到一秒便能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
这一切的最重要的起点，就是数字化技术在世纪之交献给历史学界的一份大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横空出世。这一庞大的电子数据库是多方合作的成果，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全部开发制作工程由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与书同文计算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清华计算机系负责文字识别（OCR）系统引擎开发，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为它建立了专用字库，微软公司在平台技术上提供了技术援助——胪列这些出版、承办和技术公司的名头虽然令普通读者厌烦，但却彰显出了关键一点：在这次合作之前，几乎没有哪位历史学者会想到，历史学科最具革命性的变革，竟会由这些跟史学研究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科技术人员开启——一个跨界合作的时代由此展开。
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已收藏数字化期刊多种，14万多期。目前可以在许多高校校内登陆检索。但对个人用户来说，价格仍相当昂贵。在买不起这套数据库的个人用户当中，小编即是其中之一。
自此之后，一系列数据库陆续建立起来，从四部丛刊，到历代石刻，再到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至今仍在陆续推出的方志、谱牒、金石、丛书、类书等等。公共图书馆也陆续将馆藏的珍稀古籍一一进行数字化。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工程，已经扫描了馆内大量方志、珍稀善本以及碑刻拓片放在官方网站上供公众阅览。
档案文献的数字化和公共化本身正是全球大势所趋。从线上公版书的古腾堡计划，到整合全球敦煌文书资源的国际敦煌计划，历史学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检索全球公开的文献档案史料。
有鉴于此，历史学者黄一农在他出版于年的学术论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的自序中，兴奋地指出：
“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
黄一农因此高唱：“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降临！”
“e-考据”如今已然成为新一代历史学者们的必备技能。老一代史家积长年累月之功一笔一画抄录的史料卡片，在电脑普及的时代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如今，只需要鼠标滑动点击，复制粘贴，网上检索查得的史料文献便可以轻松粘贴到文件夹里，收入档案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史学训练已经日暮穷途了呢？
目前来看，答案仍是否定的。传统史学训练不仅是搜索查找史料的能力，还包括在查找史料中研判分析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数据库检索完全无法替代的。相反，如果过度依赖数据库，反而可能误入歧途。
不妨以如今已经相当成熟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为例。在其中检索“国民”这个词语，可以得到上千条检索结果。但如果以此为根据，认为国民这个名词在中国古代就已非常盛行，那么结论可谓大错特错。
仔细查考检索结果，就会发现，那些检索出的“国民”，绝大多数根本就不是复合名词。其中大多数，其实是“国”与“民”分属不同的句子，只是因为句子上下相连所以连接在一起。譬如《后山谈丛》卷四中的“古者诸侯取财于国不取于诸侯岂特国民亦然”，这句话的正确断句是“古者诸侯取财于国，不取于诸侯。岂特国，民亦然。”另一部分，则是指“某个国家的百姓”，如《南齐书》卷四十八中：“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这里的“国民”应与前面的“虏”相连，指的是“虏国（即北魏，南朝将北魏蔑称为“索虏”）的百姓”。
数字库不能完全代替人工，它的作用只是减少了搜索史料的时间成本，而分析、解读仍然需要历史学者胼手胝足一字一句地悉心解读，这是电脑完全不能取代人脑之处。信息极速海量的袭来，实际上对人脑的思考辨析能力要求更高。比起过去老一代历史学者埋首案牍一页页悉心翻检才从字里行间找出所需，信息技术时代的历史学者要同时处理大量已经检索出来的资料，工作量比之前更加巨大。对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而言，所谓的数据库让研究可以“偷懒”，归根到底不过是把过去检索上花的时间“偷”过来，用在分析思考上了而已。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让获取史料变得便捷迅速，学术交流也变得更加容易。过去，只能靠讲学面谈或是书信电话的交流方式几乎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从电子邮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