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经略是十六国时期各政权最注重的一项经略，发展其他经略，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大军事，这是战争形势下，各政权不得不作出的应对之策。
以前凉和吐谷浑为视角，理清两政权与别国争夺河州的线索，研究出河州地区客观条件，主要是河州地区区域位置分别对两政权军事经略的作用和意义，如河州是前凉作为抵御前后赵的东部重要屏障，亦是与东晋相通的重要道路之一，对于吐谷浑而言，是其与南朝政权相互往来的要道。
吐谷浑依然是属于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也是十六国中存国时间最长的政权，直至唐代才为吐蕃吞并，况且吐谷浑在西秦灭亡后，曾长时间占领过河州。
一、河州区域位置对前凉的作用
河州地区对于对前凉的作用和影响首先应从此地地理区位来看，河州地区位于前凉国土东部，河州以西便是河西走廊，前凉若不将河州纳入其版图之中，那么河西之地无疑是向关中前赵、后赵等政权大敞道路，方便其进攻前凉腹地，为此张骏特设五屯护军与后赵相抗衡，可以看出前凉对河州的重视。
且如若河州之地属于前凉，关中政权西进中必会有所顾忌，担忧凉州与河州相互夹击，那样便首尾不得顾。前赵、后赵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企图灭前凉时，都先攻取河州地区，以使凉州无所呼应，也不得通过河州道路寻求东晋的援助。
其次，河州的设置，最初是为了张骏“假凉王”的需要，即要称王，领土的广大，州置的多少是很重要的。张氏前凉自传至张骏手中早已有割据之实，《资治通鉴》载：永和元年“十二月，张骏伐焉耆，降之。是岁，骏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以世子重华为刺史；分兴晋等八郡为河州，以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
因前凉至张骏时已为其鼎盛时期，向东攻占南安、陇西，向西则扩张占据西域部分地区，面积已不仅为一个凉州，“由于王者统治区域不能仅为一州之地，……张骏出于假凉王的需要而设置河州和沙州。”
最后，河州地区对前凉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与东晋的交流上，河州为其通往东晋必经之地。前凉偏居河西，关中被前赵、后赵相继占据，要与东晋互通，只得由陇右河州地区南下，通过巴蜀成汉，通往东晋。为与东晋互通，前凉积极与成汉李氏政权取得联系，并主动遣史向其称藩纳贡，至于为什么前凉如此在意与东晋的互通，原因有两点。
一是前凉的前期统治者，确实是奉晋为正统，这在张骏遣使纳贡于成汉请求其允许遣使通过巴蜀去往东晋时，使节的表述就可以看出，《晋书·李雄载记》中记载，李雄问当时前凉使节张淳“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张淳答“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其实这并非张淳一人的观点，他代表了前凉境内士族大家以及平民百姓的共同认知东晋之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前凉统治者也是为了正名，“他鉴于父亲张茂生前‘官非王命，位由私议’，以致死后只能以平民礼仪入葬，想到这样下去将群臣不服，而等待东晋给自己册封，向东的道路又被前赵阻断”，那么只能开辟通往东晋道路，这也说明，虽然张茂以及其后子孙早已使前凉成为割据政权，地位与东晋也无宗藩之分，甚至并未“供奉”东晋正统，也仍用西晋“建兴”年号，但统治者仍然要考虑到东晋的授名。可见，至少前凉统治者是承认东晋的正统地位的。
二是前凉政权也有其外患需要联合东晋来助威，其东边前赵、后赵之强大是前凉所不及的，所以前凉想与东晋互通联合，在前赵、后赵攻前凉时，希望东晋出兵与前凉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就是希望东晋给予军事支援，退一步而言，就是东晋不会出兵，对前赵、后赵等关中政权至少有震慑作用，使其对东晋与前凉的联合有所顾忌，但“自后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不达。”可见后赵已经看穿前凉的意图，而且到底是顾忌前凉与东晋通史联合的，下力气阻隔前凉使者通关。确保通往东晋的道路畅通，对前凉来说至关重要，而河州地区便是通晋之路的组成部分。
二、河州区域位置对吐谷浑的作用
河州地区分别置在吐谷浑境内和北魏境内完全有两种不同的用途。在北魏的管辖下，河州地区是北魏与吐谷浑的边境，并且作为前站不断由此出兵攻掠吐谷浑，如在北魏和平元年，北魏因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拟于王者”，而向吐谷浑发动战争，“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以击吐谷浑。”
这里统万、高平的镇军，实际上就是北魏占据的河州陇西、枹罕一带的驻军，又北魏延兴三年，“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诏平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率敦煌、凉州、枹罕、高平诸军为前锋，司空、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
可见，北魏自从收回河州后，是在枹罕部署镇兵的，而且数量可观，已备随时攻伐吐谷浑。此外，北魏占据此地后，隔阻了吐谷浑与南朝的相互往来的道路之一，令其不得为盟。吐谷浑在西秦灭占据河州至北魏收回的这一段时间对河州的经营却主要是在交通方面的。
其实东晋十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道路都是不互通的，南北各个政权领导者是遏制民间往来的，如此交通断绝，但南北交流是历史趋势，必不可少的，因此就有了前凉占据河州时通过此地向东晋派遣使臣的先例，这种派遣活动只要在南北出现强势的政权以阻隔交通时，可以南北相通的小道路便开始被频繁使用，河州地区便是这条道路的一部分。
在后秦统治中原时期，河州为乞伏氏所占，建立了西秦，长安高僧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与同门西行取经，“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西秦崇佛，政权建于河州，当时法显在乾归国就是在河州地区夏坐，而后向西到青海，再去到张掖，这说明河州地区早已是中原通西域的一条途径。
再有，《高僧传》中所记载释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西海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这里的河南国，“当为乞伏乾归之河南国并非吐谷浑之河南国。”
无疑，乞伏乾归之河南国便是河州地区了，这仍是一个由北朝出发经由河州到达西域的记载，可见河州对于东西相通的重要性，而此时河州地区已属于吐谷浑，因此河州地区定是吐谷浑通往中原再至北魏首都平城的道路之一。
至于吐谷浑与南朝互通，这与前凉通东晋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西北小政权为了与南方政权交流互盟，以朝贡的形式而开辟的道路，不同的是吐谷浑通过河州还对北魏进行朝贡，而前凉则通过河州抵御前后赵。事实上，吐谷浑与北魏朝贡多半原因是求自保，是小国对大国的示弱，而与南朝的朝贡，则是有多种原因的，是相互需要的。
吐谷浑偏居河南，又与北魏相邻，在其乘机占据河州、秦州后，经常与北魏发生战争，这就迫使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比北魏势力弱小的南朝，两者结盟，或可对抗北魏，这在吐谷浑占据着河州地区与南朝刘宋频繁通使便可见端倪。
史书中关于吐谷浑遣使对南朝宋、齐、梁政权进行朝贡的记载较为频繁，与南朝也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与北魏“贡献颇简”形成鲜明对比，况且吐谷浑视南朝为华夏正统，《魏书·吐谷浑传》云吐谷浑王阿豺观垫江（白龙江）时感慨“水尚知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这两点使得吐谷浑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需要与南朝沟通，除此而外，与南朝的经济交流才是吐谷浑积极遣使的最终目的。
吐谷浑在西秦和大夏灭亡后，确实实力增强、国土扩大，但其经济主体仍是畜牧业，吐谷浑本国境内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较少，仅为新占的原西秦河州地区枹罕、南安等地，那里汉族及氐羌人民种植历史久远，农业相较于畜牧业更为发达。但吐谷浑国家中心处于河州以西的青海等地，那里以畜牧业为主，尤其养马业发达，吐谷浑人培养的青海骢时常作为贡物奉献于北魏和南朝。
总结
虽然吐谷浑本国经济落后，但既然南朝有经济发达的南朝可以互通，吐谷浑自然不会拒绝，南朝以农业为主，正好填补吐谷浑粮食不足的境地，《南史·河南王传》云吐谷浑“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再者，吐谷浑对南朝先进的文化也是有所需求的，《南齐书·河南传》云“（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而当时吐谷浑由于与南朝互通，或多或少已经被汉文化所影响。
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作用下，吐谷浑需要和南朝互通，而要互通则必须有可行的道路，经营河州道路，既是吐谷浑对河州地区的所作贡献，也有河州对吐谷浑政权的生存发展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