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骄子”淮南情——试论光绪帝师、晚清重臣孙家鼐的乡土情结
余音
摘要：孙家鼐是有清一代皖北地区唯一一名状元，在五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历任五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位高权重，日理万机，在交通、通讯等都不便捷的晚清时期，他长年在外为官，却始终如一地心系家乡，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为寿州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淮河流域感恩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关键词：孙家鼐；淮河文化；寿州；感恩；乡土情结在中华大地上，淮河不长不宽不壮阔，名声也不怎么显赫。全流域面积只有27万平方公里，横跨豫、皖、苏、鲁、鄂五省40个地（市）、个县（市），人口1.65亿。但是，由于它恰好处于长江、黄河两条“天堑”之间，是中国南北分界线，又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处，所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天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江淮熟、天下足”。
作为适宜人居的鱼米之乡和培育文化的天然温床，“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管子、淮南子等“淮河骄子”如灿烂群星，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天空上熠熠生辉。晚清重臣、光绪帝师孙家鼐也是一名“淮河骄子”，而且是中国近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张之洞认为：“方今朝野正论赖公（指孙家鼐）主持，天下瞻仰。
”汤一介指出：“孙家鼐是清末一位重臣，他学识渊博，政绩斐然，有生之年一直得到皇帝的重用。”“由于他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威望，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在封面上醒目地把他界定为“中国改革家的楷模”！遗憾的是，“在维新人物中，孙家鼐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认为‘帝党’中的思想保守的‘右派’。
”被打入冷宫好几十年，无人问津。近些年，经过多名学者的不懈努力，孙家鼐才抖落尘埃，破土而出，其历史性的贡献才开始为世人所了解。据我所知，孙家鼐不仅位高权重，显赫一时，道德文章，誉满朝野，而且，他还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有生之年，为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对家乡情深意长，至今仍被传为佳话。本文借淮河文化论坛之机，以文会友，对此话题做一次初步探讨，抛砖引玉，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身世不凡：“四大满贯”“七大贡献”孙家鼐（.4－.11），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安徽省寿州城（今淮南市寿县城关镇）人，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被同僚们称作“孙寿州”。他历任湖北学政，顺天府尹，管理沟渠河道大臣，五部尚书，管学大臣，学务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资政院总裁，太子太傅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仕途生涯中，他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纪录。
（一）“四大满贯”，尽收囊中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梦想。封建科举时代，中国的举子、文官有“四大梦”：中状元、做帝师、当宰相（清朝为大学士）、死后获得“文正”谥号。1、科举高中状元。据统计，清朝年，共举办次大比。每科录取的进士平均名，而参加考试的举人平均人。每个举子中进士的概率只有0.，中状元更是五千里挑一。咸丰九年（公元年），孙家鼐独占鳌头，成为清朝历史上皖北地区唯一一名状元郎。2、荣任光绪帝师。状元的名声虽然显赫，但并非每个状元都能担任帝师。清朝共有个文状元，只有12位皇帝，可见状元当帝师的机会多么稀少。
孙家鼐“沉潜好学，服膺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人品、学问俱佳，他能担任光绪帝师，绝非偶然。3、身居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年间大学士编制6个，武英殿地位最高，一品大员。年7月，孙家鼐晋升为协办大学士，被人称作“孙中堂”，后来一路做到武英殿大学士，并“每有建白，动关大计”，说话举足轻重。甲午战败，翁同龢、康有为等人主张“迁都”，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甚至登门向孙家鼐游说，但孙家鼐不为所动，“力阻迁都之议”，迁都计划因此破产；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山西大学堂创建者李提摩太回忆说：“（年）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年1月21日，强学会遭到弹劾，“高阳（指军机大臣李鸿藻）赴陵差未回，常熟（指翁同龢）嘿不一言，至有此事。次日，常熟见人推之两邸，而为诸人抱屈。阅数日，寿州（指孙家鼐）言事无妨，上（指光绪帝）已沟彼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上悔行之不当。”将强学会以官书局的名义保留下来。
4、死后获赠谥号“文正”。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北宋以后，“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成为文臣们的最高追求。清朝的最高谥号叫文正，其次叫文忠，最低一档叫文和，有32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具体标准。清朝只有刘统勋、曾国藩、孙家鼐等8人谥号“文正”。孙家鼐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这一殊荣的人。上述“四大梦”，每个梦都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不可攀，能圆一个都很难。
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大业年间，到清朝光绪三十年，延续1来年，惟有“淮河骄子”孙家鼐，在封建社会终结前夕夺得“大满贯”。可以自豪地说，孙家鼐是“中国第一文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七大贡献”，载入史册孙家鼐不仅因“四大满贯”名头而出众，“其实，孙家鼐是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高级官吏中爱国、开明并对维新运动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历史人物，他的作用和功绩不可忽略。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我认为，孙家鼐主要有七大历史性贡献：第一大贡献：对变法认识早，而且有系统论述。“（孙）家鼐持变法之说最早。”强学会成立，他带头参加，并多次帮助康有为解决办公场所等实际困难。但他反对形式主义、激进主义，指出：“为政之道不在徒托空言，而在力行实政。”当光绪受“大变、快变、早变”理论误导，有时一天就要下数道诏书，显得急于求成，孙家鼐立即上奏折提醒他：“变法自强，宜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谋定后动。”第二大贡献：创办并捍卫京师大学堂。
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并将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写入其中；7月3日，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具体负责创办帝国第一所综合性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9月21日，慈禧收回事权，光绪帝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法“悉废”。按理说，京师大学堂还没开办，无法幸免。但在孙家鼐的努力下，大学堂化险为夷，于年12月31日正式开学。“戊戌政变发生，旧党保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后来，京师大学堂才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北京大学。
孙家鼐因此成为北大第一任校长，其事迹已写进北大校史。第三大贡献：创立了新型教育体系。晚清教育与中国实际和世界潮流严重脱轨。管学大臣“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之新学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在京师大学堂之前，已经开办的京师同文馆、登州文会馆、北洋大学堂等，都属于专科性质，各地的新学也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京师大学堂创办成功，纲举目张，大学、中学、小学形成了一个新的、与世界接轨的教育体系。到了年1月，清政府正式设立学部，孙家鼐担任学务大臣，成为名实相副的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第四大贡献：开了“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先河。作为第一任北大校长，孙家鼐明确提出：“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
”这一教育思想，比后任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要早二十来年，两者意思基本一致，属于传承关系。第五大贡献：培养了一位变法明君。光绪的汉文师傅很有几个，“夏公（夏同善）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孙诒经）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翁同龢）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从光绪四年（公元年）春，孙家鼐担任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等人一起担任光绪帝的师傅，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驾崩，闻讯以后，耄耋之年的孙家鼐顶风冒雪，徒步入宫进行哀悼。
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中指出：“德宗得其濡沃，锐意讲求新政。”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则记述：“德宗安奉乾清宫，群臣哭临三日，皆无戚容。唯孙家鼐伏地痛哭不起。”师生感情之深，可见一斑。光绪帝能成为一代变法明君，既有翁同龢等师傅的功劳，更得益于孙家鼐的长期培育。
第六大贡献：催生了中国的机关报。中国古代的“邸报”、“朝报”等，不具备现代报纸特征。年1月，上海强学会创办了机关报《强学报》，汪康年担任经理。年7月初，康有为代御使宋伯鲁起草《请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企图赶走汪康年，由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任经理。接到奏折，光绪帝让孙师傅“议覆”。7月15日，孙家鼐回奏：请开除报禁，自由办报，并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
光绪帝当即批准。第七大贡献：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他不顾年高体衰、百事缠身，积极响应光绪帝“发展农工商”的号召，参股创建安阳广益纱厂，多名工人，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企业。史料记载，孙家鼐及其家族投资的企业还有阜丰面粉公司、中孚银行、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等，孙家鼐堪称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之一。
二、不尚空谈：尽心尽力关爱家乡发展咸丰九年高中状元以后，孙家鼐就在外为官，常年居住京城，极少有机会回乡，但他不因身居高位、公务繁忙、通讯困难而淡薄乡情，而是时刻关心家乡的发展，并尽其所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帮助。
（一）亲力亲为，支持教育。寿州，史称寿春、寿阳等，地处淮河中游、南岸，境内河网纵横，湖塘星罗棋布。公元前年，吴王夫差开掘邗沟之前，中原到江南只有一条水道：沿颍河入淮河，进入东淝河、施水（南淝河），经过巢湖，最后抵达长江。寿州就坐落在淮河、东淝河交叉处，因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邗沟开通后，河道比较狭窄，不能通过大型船只。只到西汉吴王刘濞（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开掘邗沟文道，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但寿州作为南北河运要冲的地位，一直是牢不可破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寿春古镇曾4次为国都、10次为郡府。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南齐书州郡志》坦言：“寿春，淮南一都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明朝史宏询在《谢公祠》中称赞说：“寿阳……财力雄壮，独甲诸州。”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由于黄河夺淮入海，打乱了淮河水系，使淮河变成了一条“害河”，遇到雨季经常泛滥成灾等多种原因，寿州的地位日益下降，沦为一个散州。
作为大教育家，孙家鼐认为：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地理优势、物产贫富，更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而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长期地、精心地培养的。因此，他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公元年12月），慈禧企图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事关身家性命，多数朝廷重臣装聋作哑不啃声，孙家鼐却拍案而起，多次上奏表示反对，并以开缺相威胁。慈禧见他软硬不吃，就勉强同意他告老还乡。次年春天，他在八公山深处的孙家花园，开办了私立学堂，进行新式教育实验，时间只有几个月，成效却很显著。
十几名学生中，个个成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民国元勋的孙毓筠、柏文蔚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等。光绪二十七年，按照朝廷“废科举，兴新学”的要求，改全国书院为新式学堂，省城设大学堂或高等学堂，各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各散州、县设小学堂。寿州原本只有兴建小学堂的资格。
但是，由于州府重视教育，更由于孙家鼐在朝廷所处的特殊地位，寿州父老决定集资，请孙家鼐的亲侄子孙传檙挂帅，在循理书院旧址上新建一所中学堂，“以甲辰三月经始，逾年而工成。凡为楼三十楹，屋百余间。讲堂、病院及诸生憩息游宴之所，庖湢浴溷厕之亵，图史翰墨徽帜衣械之美，天文地质海陆动植之品之富，凡有关于学事者，虽财力告殚，不敢不次第以举。”光绪三十二年所立的《寿州公学捐款题名记》石碑上明确记载：“政务院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州人孙家鼐捐银壹千两。
”孙家鼐家族还创办了阜财学堂、蒙养学堂等，在他的号召、带动下，寿州的新学堂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羹美学堂、芍西学堂、瀹智学堂以及务本小学、民生求是小学、育稚小学、言雅小学等相继招生，遍及城乡。寿州也成为安徽乃至全国近代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二）梦笔生花，佳作流传。孙家鼐在百忙中，还应邀为家乡的水利、防洪等工程撰写了多篇碑记：同治十三年八月，他在《重修寿州沿城石堤及东门桥碑记》中写道：“寿州为淮南重镇，北负山，西带湖，湖之外长淮限焉。东津渡，汇东南诸水，由城东绕而北，循山麓西，与淮水会。……道光年间，黄河屡决口，由颍水趋淮，挟泥沙而下，淮流因之受病。
于是寿州下游，如怀远、临淮、五河、盱眙等县，凡淮流所经行者，悉淤垫，失建瓴之势，不能畅流。而寿之受水患也更甚，洪涛骇浪，冲击频年，堤上巨石，半皆倾圮。同治五年夏，水尤巨，城不没者三版。水退验视，石堤损坏益甚，堤内土岸逐段塌陷，渐及城根，居人危之，佥谓欲固城垣石堤之工，不容更缓。……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筹款兴修，饬委冯太守督其役。迄同治十三年三月而工竣。
”光绪三年，他在《寿州芍陂塘记》中写道：“寿州水利最巨者曰芍陂。……咸丰间，洊经兵燹，岁岁歉民贫，而旧制几废矣。今道宪任公畹香莅寿，抚煦凋敝，百废俱兴。……自兴工讫蔵事凡七月，縻金钱三千余缗，而芍陂之制复矣。
”此外，他还撰写了《重修汤公祠堂碑记》等，为称赞朝乡贤、御史汤鼐“立成化朝，骨硬敢言，称为‘殿虎’。”这些碑记，感情充沛，文采飞扬。当年刻石，就引来众人驻足品读；光绪十六年，又编入《寿州志》，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此外，他还为家乡创作了多首诗歌、多副对联，并留下了一些墨宝，所有这一切，都是寿州文化中的精品力作，成为后人代代传诵的宝贵的精神食粮。
（三）创办企业，造福乡梓。孙家鼐支持、参股创办的各种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不少企业都是面向家乡招工的。比如，年，他支持亲侄孙孙多森、孙多鑫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规模较大的机制面粉厂，年建成投产，生产能力不断扩大，曾位居远东第一。工人数以千计，大多数来自寿州，苏州河畔的阜丰里因此成为寿州人在上海最大的聚集地，所以被当地老百姓称作“寿州街”。这样以来，不仅解决了家乡人的谋生困难，而且他们的劳动所得，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要寄回寿州，孝敬父母，抚育儿女，扩大再生产，显而易见，这些钱对于繁荣寿州经济、促进家乡建设是非常有益的。
（四）扶危济困，家风流芳。据《寿州孙氏支谱》记载，孙毓筠的曾祖父名叫孙霞芬，与孙家鼐的父亲孙崇祖是堂兄弟，按照辈分，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按照师生关系，他又是孙家鼐的学生。年春，孙毓筠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受到孙中山的器重，担任了地位仅次于总理的总部庶务部总干事。年，他奉命潜回南京，密谋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因走漏风声，被捕入狱，性命危在旦夕。端方也是孙家鼐的学生，他知道孙毓筠与老师的关系，就故意发了一封密电给孙家鼐，请他确认一下。
如果孙家鼐不承认其是自己的侄孙，孙毓筠活罪难免，死罪难逃。结果，孙家鼐回电说:“此子生性顽劣，果如情真罪实，请严予管束。”“管束”两字，言外之意，就是刀下留人。民国成立，孙毓筠出狱，并出任安徽第一任都督。据孙家的老年人介绍，年回乡养老期间，一次，侄孙孙子猷在与他拉家常时，无意说到家中有11个子女，生活负担很重，希望爷爷得便与寿州魏知州打个招呼，好给自己谋个肥差，增加收入。孙家鼐想了想，说：“这样做不妥啊。……这样吧，我在下塘集还有几十亩土地，你去那里负责管理、收租，贴补家用。
”还有一次，城里有事，孙家鼐把私学里的功课安排好之后，身穿便服，走出孙家花园，独自返回寿州城。进了北门，由于天色已晚，城门洞子又长又暗。走到半截处，一个莽汉挑着一担粪水，大摇大摆地冲撞过来，孙家鼐赶紧躲闪，并提醒他以后挑粪走路要注意一些，防止粪水溅到行人身上。那位莽汉见说话者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头子，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口吐狂言：“我是孙状元家的伙计，你敢把我怎么样？”孙家鼐厉声训斥说：“状元家的伙计也不能仗势欺人！”回到家里，他马上召开家庭会议，责成管家立即解雇那位莽汉，对所有雇工、佣人严加管教；他还对家人提出具体要求：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恪守《家训》，不许横行乡里，不许盛气凌人，经商不准欺行霸市，办事不准投机取巧，交人不准欺软怕硬，16岁之前不许穿丝绸、穿皮毛；如有偷、抢、奸等行为，就移交官府，从严法办……醇厚的家风有口皆碑、时代相传，成为父老乡亲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三、源远情深：树高千尺难忘根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孙家鼐为什么权高位重、远离故土，却对家乡爱得实、爱得深、爱得真呢？我认为，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一）平民情怀。孙家鼐祖上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兄弟两人推着独轮车，从山东济宁出发，一路之上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移民安徽寿州的。兄弟俩一个种菜，一个磨豆腐，白手起家，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淮河岸边安了家。
然后才根深叶茂，逐渐繁衍成一个大的家族。但是，这个家族一直属于耕读之家，平头百姓，到了清朝道光15年（公元年）才时来运转，十世公孙树南首开纪录，考取举人。接着，孙家人才辈出，到了清朝中后期，已呈现井喷之势。据《寿州孙氏支谱》统计，从道光15年到宣统二年（公元年），75年间，孙家就有一人高中状元、9人考取进士、13人考取举人，获得秀才身份的人更是数以百计，一跃而成为皖北地区的名门望族。特别是孙家鼐五兄弟，个个是折桂高手，被誉为“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载入中国科举史册。
但是，从孙家鼐的家庭来看，他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曾祖父孙士谦、祖父孙克伟的功名只是秀才，在家经商，没有官职；父亲当了后补训导、池州府教授，相当于正七品，最多只算个“芝麻官”；大哥孙家泽虽然进士及第，做了礼部主事，正六品，在红顶如云的京城，也是人微言轻，而且还英年早逝；二哥孙家铎考取进士后，抽签分到江西，担任安仁知县，也只是正七品。所以，孙家鼐也属于出自平民家庭的子弟，身上没有“娇”“骄”二气，同老百姓们朝夕相处，打成一片，具有朴素的平民意识，深知人民疾苦、人间烟火。（二）“日久生情”。咸丰九年，他已经33岁。
在他考中状元进京做官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家乡，虽然是个举人，却无职无权，与平头百姓一个样。金田起义和捻军起义后，天下大乱，他与家乡人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他曾作为署庐凤道金光筋的幕僚，亲眼所见金光筋率部与捻军在淮河之上血战，中弹坠河而亡的场面；他曾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在寿州城里摆杂货摊，希望赚几个生活费；他曾拖家带口跑反，困在淮河下游的盱眙县，贫病交加，次子履未几（乳名）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他不像翁同龢、李鸿章等人，虽然籍贯是常熟、合肥，但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官至帝师、大学士，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翁同龢、李鸿章属于“官二代”，很小就离开家乡，在京城等地读书，相比之下，他俩对家乡的感情自然会淡薄一些，不如孙家鼐那样深厚。
（三）知恩图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老古话未必正确。但前辈积德、言传身教，后人受熏陶、受教育，健康成长，却是很有道理的。孙家鼐祖上乐善好施，远近闻名。据《光绪寿州志》记载：凤台、寿州之间跨越东淝水的东门、东津二桥（又名东津渡桥，即古淝桥），即是地方官捐俸倡修，各姓响应，最终由孙氏宗族接续修成，并代代继续维修。乾隆七年（公元年）寿州孔知州、凤台鹿知县捐俸倡修东门桥，孙珩承命监办；乾隆四十二年，因水灾桥墙俱塌。孙珩已80余岁，嘱咐儿子孙士谦、孙蟠竭力补修，并重修东津桥，以实现其夙愿；乾隆五十六年，东津桥西第二孔坍塌过半、支木而行，孙蟠、孙克任禀州县捐资重修；乾隆五十九年，孙蟠、孙克任捐资重修五孔石桥（位于淝水之战古战场东津渡上），并于西南增筑长堤。道光元年（公元年），孙克伟等捐资两白银，存本生息，为东津桥岁修之费，等等。
与此同时，孙氏家族还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乾隆四十年（公元年），孙士谦捐钱五千余串，置买义田，增设义学；乾隆四十四年，孙士谦捐赠二千六百缗，建城内4门义学5所；乾隆五十年和嘉庆元年（公元6年），孙士谦加捐钱七百缗；嘉庆十九年，孙士谦之子孙克任等又加捐一千缗；道光二年，循理书院董事孙克依捐资三百余缗，增置器物……，这些善举，对孙家鼐的成长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
《清史稿》评价他是“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邮传部长、学者杨士琦评价他：“事上也敬，行已也恭，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李提摩太则认为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这些都说明孙家鼐个人修养高，乐善好施，具备回报家乡、造福乡梓的思想基础。
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裹挟光绪帝落荒逃亡到了西安；10月，两宫在西安发布特旨，任命孙家鼐为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此时的孙家鼐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但从小就接受忠君报国思想灌输的他义无反顾，再次离开家乡，远赴大西北，与朝廷一起共度时艰。临行之前，秋风瑟瑟百草衰，他预感到此去经年，凶多吉少，有生之日再难回乡，因此，他特意前往“淮上胜境”、道教名观茅仙洞游览，再仔仔细细地观赏一下家乡的壮丽河山，并感慨不已，口占七绝一首：“茅仙古洞几千秋，淮水滔滔仍自流。
风景一时观不尽，不知何日再重游。”字里行间，无不洋溢出他对母亲河、对家乡的一片深情，也许这首诗正是打开“淮河骄子”孙家鼐的淮南情结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