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灿鹏像章静绘）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赵灿鹏教授，先后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曾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研究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专业委员、国际图联（IFLA）家谱与地方史专业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文献学研究，著有《汉宋相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集》《梁书诸夷传异文比勘》，及《苦榴花馆杂记》《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古籍整理著作。作为点校本《梁书》的修订负责人，在修订本《梁书》出版之际，他向《上海书评》介绍了编纂、点校与修订的一些情况。
《梁书》的修撰很特别，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历经四朝（梁、陈、隋、唐）完成的，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修撰过程吗？
赵灿鹏：
姚思廉的《梁书》《陈书》，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情形相似，都是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同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佳话。姚察（－）于梁朝末年开始参与梁朝国史的修撰，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时他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陈宣帝太建末年，姚察大约五十岁的时候，“知撰梁史事”，陈后主时又“领著作”，负责编撰梁史和陈史。入隋以后，姚察奉隋文帝之命编撰梁、陈二代之史，期间曾经进呈部分篇卷。这两部史书没有写完，姚察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命子思廉续成其书。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的遗愿，隋炀帝下诏许其续撰二史，但迄于隋末，续修史书的工作仍然没有做完。唐朝初年，唐高祖命中令书萧瑀等人修撰前朝史，梁史由崔善为等负责，姚思廉参与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活动并不成功，历经数年不就而罢。唐太宗贞观二年（），姚思廉再次奉诏撰修梁、陈二史。到了贞观十年正月，房玄龄、魏徵、姚思廉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进奏朝廷。这时姚思廉的年纪已经很大（有的学者说是八十岁），在《梁书》《陈书》写成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父子《梁书》的修撰，一般认为开始于陈太建末年，前后历经五十多年。如果从梁朝末年姚察参与国史撰写算起，通计有八十多年。总而言之，其成书过程比较曲折。
《梁书》《陈书》的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前人论著偶有涉及，有的看法很有启发性。比如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北辰师，在他的博士论文《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中，认为这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以及姚氏家族分处于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受到诸多方面牵掣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在姚察身后，姚思廉未能专心从事于梁、陈二史的修撰，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姚思廉在隋炀帝时参与修纂《区宇图志》，唐贞观年间撰写国史纪传三十卷，又参与编撰类书《文思博要》。这些工作是与修撰梁、陈二史同时进行的，《区宇图志》几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都是大书，花费时间精力必然甚多。
梁朝短短五十六年，梁武帝一人就在位四十八年，仿佛一朝一帝，这对《梁书》修撰的体例有影响吗？
赵灿鹏：
其实五十六年并不短。南朝宋五十九年，传了八个皇帝；齐二十四年，传七帝；梁五十六年，传四帝；陈三十三年，传五帝。梁的年祚仅次于宋，比齐、陈二代长很多。如你所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也很突出，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之一。与明朝的万历皇帝并列排名第四，仅次于康熙、乾隆和汉武帝；在明代以前，则一直保持第二名的记录，仅次于汉武帝。不过这一点对《梁书》的修撰体例，似乎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我们至多说是，《梁书》本纪六卷，《武帝纪》有上、中、下三卷，篇幅大些，仅此而已。
当然，在梁武帝的心目中，在叛将侯景攻破建康城的那个时刻，他已经有了萧家天下丧亡的预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卷二九《邵陵王纶传》）。严格来说，这个预感与历史的演化并不完全对应，毕竟在梁武帝身后，又传了三帝。梁简文帝是侯景胁迫下的傀儡皇帝，姑置不论；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几乎是再造国家，如果他的性格行事不是那么诡异的话，本来作为中兴之主，是有可能使梁祚绵延下去的。
姚察曾仕于梁，姚思廉还在《陈书》中给父亲立传，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一因素对《梁书》的修撰有怎样的影响？
赵灿鹏：
这很重要。在写修订前言的时候，景蜀慧师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这一点。《梁书》虽然成书于唐初，但姚察先后在梁、陈二代为官，并且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场域，除了自身经历并从亲友交游处了解掌握许多一手资料外，也有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史书档案，因此书中对萧梁一代的制度、行政和朝廷人事，记述颇为准确，其史学价值未可低估。
姚思廉在《陈书》中为父亲写了一篇佳传，篇幅较长，是《陈书》中字数较多的一篇传记。但是这种方式，不太合乎史家传统的做法。比如《史记》《汉书》（《宋书》《魏书》《北史》也是如此），书末都有一篇序传，详细叙述作者家世、祖先生平仕宦、学术渊源及著述义例等内容。唐贞观年间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时，《梁书》《陈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官修史书特徵，恐怕不能遵循《史》《汉》以降通行的惯例。《陈书》中设立《姚察传》，这算是史书的一种变体。
唐太宗曾亲自撰写《晋书》的几篇史论，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也是在他的命令下同时开始修撰的，唐太宗有深度参与过《梁书》修撰吗？
赵灿鹏：
这个问题有点新奇，我可能回答不好，还需要做些专门的研究。唐太宗没有为《梁书》写过专门的文字，从表面上看来，《梁书》的内容与唐太宗没有直接的关系。情况有些类似，是《梁书》六卷本纪之后，有监修官魏徵总括梁朝兴亡教训的一篇论赞。这有可能体现了唐太宗的一部分想法。
唐太宗为《晋书》写了四篇史论，其中一篇是《王義之传》。那是他极为欣赏甚至崇拜“书圣”王羲之的缘故。梁代的王志、萧子云都是著名书法家，王志在当时就有“书圣”之称，萧子云名播海外。但唐太宗一定觉得他们与王羲之不能相比，所以在《王羲之传》的传论中写了一段有些刻薄的话：“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筯；穷万榖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耶。”
有一个相关的学术观点，值得稍作介绍。甘肃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赵以武先生，写过一部著作《阴铿与近体诗》。书中考察陈代诗人阴铿家世，对《梁书·阴子春传》作了细致的研究，指出这篇传记存在曲笔讳饰的原由，或许与唐太宗的阴妃有关。此说可供参考。
在“二十四史”中，《梁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赵灿鹏：
我是猜测，没有经过准确的调查，“二十四史”受到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