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国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从古至今约有五千多年历史。不同于其他三国的文明没落，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从未断绝。自仓颉造字开始，古人开始以文字记录生活、风俗、战争等各个方面。
之后随着国家的出现，各种官职诞生，其中包括史官。谁是中国第一个史官早已无法考证，但自此以后编史修志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各朝各代都重视修史，历代的统治者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之后有了《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二十五史，才使我国成为保存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
最早接触史官知识，是看《春秋》中的“赵盾弑君”与“崔杼弑君”。
当时对太史简家族与董狐等人推崇备至，可以说先秦时期大多著史的人都坚持一个原则，那便是职业道德和对历史真实性的信仰，是要脱离个人人格性格特点去著史，记录历史，不论对错，不为尊者饰，不为贱者隐，所以先秦时期才有那么多精彩纷呈的故事，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说客刺客、商贾游侠，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一段段历史令人唏嘘。
中国早期的史官是家族世袭制，代代传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无后则另传一家，所以早期的史官都极其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他不仅是一种文字，更是一种信仰，因此才有史官为了历史的尊严不惜抛弃生命，因此史官才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美誉，才有“焚书坑儒”的凄惨，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无奈。
自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上书由国家来修史之后，史官不再是世袭而是由帝王选任，于是”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掌握修史利器的史官开始不再把“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信仰，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政治色彩，如此的历史还可信吗？
素有“史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贵为二十五史之首，在中国编年体史书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他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在写史时仍不免带入私货，可以说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因与李家关系好而不断粉饰李广家族，于是《史记·李将军列传》里有勇无谋，屡败屡战的李广难以封侯竟归咎于武帝识人不明，宠幸卫霍。列传里字里行间都是对李广的同情与惋惜。在他的笔下，李广一生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令人深为感愤，“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更是博得无数同情，无数人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评价更是流传千古。
可是仔细翻看史书，大家就会发现李广实在浪得虚名，最多称为猛将而非良将，更无帅才，一生无数战胜少败多，难以封侯实乃能力不济。相反，瑕不掩瑜的霍去病、卫青不仅被无形贬低，甚至整部《史记》里只有卫霍二人没有司马迁的评价，只是引用苏建的评价，显得敷衍而草率，这还没完，卫霍二人竟然还出现在佞臣传里，司马迁完全没有先秦史家风骨，《史记》个人色彩尤为强烈！
作为一部记载历史的史书，实事求是永远都应是不变的准绳，客观公正的记录是一名史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司马迁没做到，陈寿同样如此。
《三国志》里对诸葛亮的评价：“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
可是具体如何“奇谋为短”、“将略不济”，完全没有写明，诸葛亮的几次北伐如何排兵布阵，因何退兵都被春秋笔法一带而过，留给我们的只有空洞的出兵、退兵文字记录。而对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更是给予了“惟工书，名过其实”的极低评价，如果是据实所写也就算了，但偏偏是挟怨报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人品真的很差，据《晋书·陈寿传》记载，丁仪和丁廙两兄弟当初在曹魏很有声望，陈寿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如果送我一千斛米，我就给你们的父亲写传记。”之后丁仪和丁廙的儿子没有送给他米，陈寿果然没给这二人写传记。这样的人指望他公平公正？
那为什么贬低诸葛亮父子呢？再看《晋书·陈寿传》，我们才会惊呼原来如此！
《晋书·陈寿传》将陈寿与诸葛家族的恩怨记了下来：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原来如此！史书竟成为了陈寿的复仇利器。可谓一言升天，一笔入地！
如果说陈寿写《三国志》还算有底线，那么魏收写《魏书》真的是毫无底线可言。
北齐时期，魏收奉高澄之命编撰《魏书》。《魏书》于天保二年（年）奉诏编撰，天保五年（年）完成。是由魏收与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一起收集资料，编写完成的。本该令人敬畏的几人却背负一世骂名，原来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大多被写进去，并饰以美言。魏收本人更是性格急躁，不能公平待人。过去同他有冤仇的，大多隐去人家的善政美德，不载入史册。他写史时常洋洋自得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我魏收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讽刺的是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后世唐代李延寿编写《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只因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中国传统的官方正史一般都由后朝撰写前朝的历史，例如宋朝著《五代史》和《唐史》，元朝修《宋史》，明朝编《元史》，清朝更是杜撰《明史》，胜利者当然对对历史具有话语权。但自唐太宗以后，史书大多为国史，个人修史逐渐不被认可甚至取缔，历史开始被随意篡改，史书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工具，成为为维护暴力和权力的合法性背书，从而达到丑化敌人、美化自己。所以唐之后的史书多不实，清朝大名鼎鼎的《明史案》中，不仅“私撰”《明史》的庄廷龙遭遇灭门之祸，甚至株连到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于是出现了现在流行的《明史》，对明朝更是极贬低之所能！历史不过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当史官不再世袭的那一刻，史书已然不能全信，不得不说后世史书之所以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司马迁难辞其咎！北魏拓跋焘、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将史家地位一按到底！身处千百年之后的我们，看到的只有成王败寇，只有满纸荒唐言，想要一探究竟，除了结果可信，其他全都值得怀疑，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悲哀之事。难怪小说家黄小配评价道：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当一代鼎革，必有无量英雄齐起，乃倡为成王败寇之谬说，编若者为正统，若者为僭国，若者为伪朝，吾诚不解其故。良由专制君主享无上尊荣，枭雄者辈即以元勋佐命的名号，分藩食采的衔爵，诱其僚属，相助相争。彼夫民族的大义，民权的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后儒编修前史，皆承命于当王，遂曲笔取媚，视其版图广狭为国之正僭，视其受位久暂为君之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