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宋书》记叙了从东晋后期刘裕兴起、刘宋立国到灭亡的整个历史。《宋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部分内容有所脱漏和阙失，后人用《南史》及《高氏小史》等材料来补阙，比如卷六《少帝纪》、卷四六《赵伦之到彦之王懿张邵传》、卷七六《朱修之宗慤王玄谟传》等。其中补阙，有补而不全者，有误补者，有阙而未补者。补而不全者，比如，补录之后的卷六《少帝纪》，卷末仍阙“史臣曰”等内容；卷六七《谢灵运传》、卷一〇〇《自序》中仍有多处阙文。有原本不阙而误补者，比如《张畅传》《张敷传》，《宋书》中本分别立传，各自见卷五九和卷六二。但在据《南史·张邵传》补录《宋书》卷四六《张邵传》时，补录者未通检全书，将用“带叙法”附于《张邵传》之后的《张敷传》《张畅传》也一并抄录。因此现《宋书》中的张敷和张畅的传重出，各有两传，属于误补。卷四六中，仍然阙《到彦之传》，阙而未补。但不管补阙结果如何，补阙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补全原书、接近《宋书》的原貌，还原一个完整的本子。
《宋书》的刻本，始于北宋嘉祐年间。流传至今的《宋书》本子，依次主要有宋刻宋元递修本（下文简称“宋元本”）、宋刻宋元明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简称“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简称“北监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清同治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中华书局于年出版了点校本《宋书》（简称“点校本”），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订工作，年5月出版了修订本《宋书》（简称“修订本”）。
《宋书》这些本子的刊刻或出版，前后相继，不断整理，其主要目的就是做一个更好、更可信的本子，定一个标准的本子。而且，刊刻和整理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
殿本《宋书》是在万承苍的主持下，在北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校勘工作，校正了北监本的许多讹误，而且书后附有万承苍所作《考证》（即《殿本宋书考证》）。从万承苍《宋书跋语》可知，正是感到很多《宋书》版本不可信，因此参校众本，“详求厥中，择其合者录为正本”，就是后人所谓“择善而从”的整理原则，是为了推出一个胜于旧本的新本子。“至若诸本悉误，无可据依，姑阙所疑，不敢擅改”，是其主要校勘原则。
万承苍的整理和校勘原则，为张元济先生所继承并改进。张元济“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校史随笔》自序），援据众本，“为了使全史保持或尽可能地接近原来面貌，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张元济倾全力搜寻最早、最好的本子……所缺部分用他本补配，补配者要与原本相称，尽可能做到宋本宋配，若做不到，就退而用其次者补入”（张树年、张人凤《校史随笔》导读）。张元济校勘《宋书》，以宋刻眉山七史宋元浙中递修补本为底本，配以嘉业堂刘氏二十三卷、铁琴铜剑楼瞿氏及涵芬楼十卷（元明递修本），以清乾隆武英殿本为校本，以三朝递修本、明北监本、明毛氏汲古阁本为参校本，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原底本进行了校勘、挖改、描润工作，成百衲本《宋书》。其校勘之精，影印之工，兼具校本与影印本两者之长，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当时最标准的本子、一个新的定本。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评价《百衲本二十四史》说：“从此全史中出现了最标准的本子，可据以订伪补缺，对史学界的贡献为最大。”
和万承苍、张元济等前代学者一样，王仲荦先生在点校《宋书》时，也是互校众本，“择善而从”。点校本《宋书》的《出版说明》中说：“这次点校《宋书》，用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元明三朝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毛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商务印书馆影印三朝本（简称百衲本）互校，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的做法，就是在点校者的心目中有一个“善本”，也是要定一个新的标准的本子。虽然点校本未明确说明使用的底本，但是我们通过正文文字、校勘记异文的罗列等进行版本对比，可以发现，点校本《宋书》实际上是以百衲本为工作底本的。除了互校众本，进行对校，点校本《宋书》搜集了大量的他校材料，用来校勘的他校材料有《宋书》之外的其他史书，还有类书、政书等其他材料，还充分利用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见点校本《出版说明》）。王仲荦先生治学严谨，对于脱漏者，都尽量补足；对于能够明确判定讹误者，则删改；对于因缺乏足够证据或版本依据，难断是非，或属两可情形，均只校不改，仅以存疑方式列出。新的整理点校本，分段标点，并有校勘，便于阅读和研究使用，成了最为通行的本子。王仲荦先生运用现代的古籍整理方法，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宋书》的新型现代整理点校本，具有开创和开拓之功。
点校本的使用通行已有半个世纪，我们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点校本本身有瑕疵和缺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宋书》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在丁福林先生主持下，以王仲荦先生的整理点校本《宋书》为基础，在新的时代观念、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新的技术手段条件之下，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相比之前的《宋书》本子，修订本有许多优长之处，有更大的学术价值。
首先，底本选择明确而精当，通校、参校版本较为全面。整理校勘古籍，底本的选用至关重要，这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底本选择不善、不精，则会先天不足。没有明确的底本，往往会顾此失彼，无所适从。通校、参校版本是否全面，也关系到校勘的正确与否。点校本《宋书》是众本互校，“择善而从”，没有明确说明所据底本（我们分析发现主要以百衲本为工作底本），因此，只要是“善”就可以选择，对于“择善而从”的文字，依从哪个版本，大多没有出校记说明来源和版本依据。修订本《宋书》在“修订凡例”中明确说明“以百衲本为底本”。与点校本相比，修订本在通校本中多出了“南监本”，在参校本中多出了宋元递修本，更为全面、合理。南监本早于北监本，是北监本的母本，应该是比北监本更重要的通校本，而点校本忽视了。
其次，体例与凡例的完善。该书整理校勘的体例或凡例，是对古籍整理校勘原则、工作方法的统一与规范。校勘原则与方法是否科学、得当，决定了内容是否条理明晰，结论是否正确。修订本书前有《点校本宋书修订凡例》，明确说明了整理校勘所依据的底本、通校本、参校本、校勘原则、校勘方法，对原点校本成果的吸收、继承和修订情况。当然，这是现代学术观念下古籍整理校勘所具备的规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未能完全施行，点校本《宋书》也是当时大环境里的产物。
再次，篇目的设置更加准确、全面。作为一部系统的图书，篇目的设置是全书内容构成的基础。《宋书》的篇目在流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点校本在整理时重编了目录，修订本基本遵从了点校本的编目，同时或修订其中篇目讹误，或补全了篇目脱漏。
最后，对具体正文文字的标点、删改、增补和校勘记的修订（此类实例较多，不一一列举）。修正了点校本中的一些标点错误，对正文文字进行了删改、增补。改写或删除了有些原校勘记。原校勘记有误者，予以改写；无须出校记者，予以删除。增补了更多的校勘记，凡底本有讹脱衍倒者，均改正增删，一律出校记说明；凡有版本异文，而无法判断正误者，列出异文校记说明。
从《宋书》的流传与整理校勘的纵向发展来看，修订本《宋书》与之前刊刻整理各版本的学术精神、史学传统一脉相承。从北宋嘉祐年间《宋书》的刊刻，到殿本《宋书》的整理校勘，到张元济先生百衲本的整理校勘，到王仲荦先生的整理点校，再到修订本全面吸收已有成果、集古今众本的优点和当今研究的成果于一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尽可能地接近原貌，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体现出的就是求真务实的史学精神。世代相继，不断完善，传承、发展着我国史学的优良。只不过，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学术制高点，从殿本到点校本，再到修订本，都是如此。修订本所代表的是当今时代《宋书》整理的最高水准，也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最可信、最标准的本子。
（作者：杨晓斌，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