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把握明末清初“诗史”观复兴现象，首要要理清“诗史”这一常被提及却意义模糊的概念在日常应用、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批评等不同语境和文本中的不同含义及其内涵。其次须考察“诗史”观的源头和“诗史”意涵的流变，探寻当世“诗史”观念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的诗学特征与言说立。其三发掘明末清初“诗史”观念复兴这一突出现象的时代背景和遗民心态。
自晚唐孟棨开始，历代文人针对“诗史”概念都有一定的阐发和讨论，对“诗史”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都有不同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诗史”话语虽出现于南朝，但“诗史”观念源起于诗歌创作之初，即《诗经》。
“诗史”流变与清初“诗史”观复兴
一“诗史”之流变
中国古代“诗史”涵义是相当含混的，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概念和话语也必然带有模糊性，如“诗史精神”“诗史之辨”“诗史传统”“诗史意识”“诗史现象”等。
1“诗史”发源
谈及“诗史”，惯以为有这样四个含义：从“诗”“史”二字作为两个独立意义的字的并列来看，“诗史”可以指诗歌的历史或诗歌的发展史，即“诗”的史，重在“史”，如由歌诗到文字诗的历史转变。
其二又可以指《诗经》与《史记》的并列，这种用法多出现在《南齐书》中。以“诗史”二字作为一个独立意义的词来看，也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提到“诗史”可以直指杜甫，这是随着长时期的文化积淀从而产生的约定俗成的使用结果。
其二可以指称杜甫诗歌的特点及诗歌记载历史事件、社会面貌而具有的现实价值，由此延伸出诗歌批评中“诗史”作为批评话语用以评价与杜甫有相类特点的诗人或写作手法。可以看到，第四种含义指义不明，具有丰富的所指和阐释意涵，“诗史”的涵义在这一层面需要更为具体和深入语境的辨析。四种惯用含义虽然相伴而生无法呈现出线性的演变面貌，但唯一的源头就是《诗经》。
2.宋元“诗史”论的精神品格
沈约使用“诗史”只是为了表意，用以肯定“直抒胸情”而首创“诗史”一词，并未对“诗史”一词有所阐发，晚唐《本事诗》中的“诗史”则以独立的面貌用以评价杜甫的诗歌，可以说是诗史概念的缘起，初步关涉到文学的功用问题（文可以纪事且从中得到道理）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记载现实、反映现实），但“‘诗史’说”的形成在宋代。
进入宋代，“诗史”说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内涵的深化。对于宋代“诗史”论，学者张晖认为“两宋三百馀年间‘诗史’内涵的繁衍，主要是围绕如何理解和诠释杜诗而展开的”，这无疑是对宋代“诗史”论的主体内容的精确概括。
但是宋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诠释角度也随着时境在变迁，宋人先创造性的借由“史笔”“录”“知人论世”等传统话语使得“诗史”说逐渐稳定下来。到了宋元易代之际，“‘诗史’论跳脱出宋代形成的稳固的诗学批评话语和“诗史”自身文本涵义的牵连，以文天祥、汪元量等诗人为代表，有了继杜甫之后实践性地体悟。
二明清之际士人身份认同与“诗史”观念复兴
朝代的过渡与历史的转折都有一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明清易代关涉三个观念冲突，第一是朝代鼎革，第二是满汉异族观念交锋，第三是士人阶层面对“亡国”“亡天下”而产生的信仰危机。三个重大命题相互激荡，使得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政治面貌、审美趣味都不同于“明”“清”，有着自异于前朝后代的独特性。同时，明清易代暗含着深层而巨大的文化转折性，也展现出“亦明亦清”的过渡性。
1朝代鼎革与“遗民”身份认同
“遗民”是朝代交替的产物，有朝代就有鼎革时相应的遗民，虽然“遗民”从字面上看指的是朝代更迭后遗留的人民，但人民一直属于“天下”，也大多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无所谓“遗”或“不遗”。
由此，“遗民”多专指朝代鼎革后遗留下来的士人阶层。“遗民”有几个内涵，其一属于士人阶级，有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从政理念和参与经验；其二在朝代变革时在个人前途的选择上坚决不仕新朝；其三像伯夷、叔齐一样不认周朝、不食周粟，表现出高尚的志节和道德情操。
清初士人对“遗民”二字不断进行涵义的确定和身份的自觉认同，在文献、诗集中常以能够称作“遗民”而自豪，逐渐将遗民诗人群体和遗民诗发展为文学史、诗学史乃至文化史不可绕过的现象。清初士人对“遗民”身份的自觉认同和对不屈不挠精神骨气的追求不言自明。
2.“华夷之辨”与民族身份认同
除“故国”与“新朝”下“遗民”或“新民”基本身份的变化，“华夏”与“夷狄”为“一家”的身份认同又是明清之际士人的第二层身份选择。“夷夏之辨”的论争常常伴随着民族融合或民族矛盾的兴起，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念深植于汉族士人心中，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
可见“华”与“夷”对立共存的相处方式在西周至春秋已经有较为明确的思想认知，即使有了冲突，也要以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安抚外族侵略者。对待“夷狄”时甚至将其与儒家重视远近尊卑的伦理秩序息息相关，把“夷”放在“华”的统治秩序之下。
汉人对于“夷狄”的贬斥在杜甫诗歌中随处可见，《资治通鉴》记载李唐王朝在平定安禄山叛乱时请回纥相助。杜甫对于回纥入京、肃宗依赖“花门”来抵抗叛军的现实状况专门写《留花门》一诗，诗中以“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中原。
明末清初“诗史”论拓展
明代诗论家对“诗史”概念的理论延展主要着眼于杜诗学系统中的“诗史”概念和对“诗”体的辨析，从“诗史”含义来说，并未对“诗史”内涵自身多作创建，仍受制于对宋代“诗史”的反拨。在明末清初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中，诗论家既有对“诗史”理论的探讨，又不乏对“诗史”精神内涵的体认，争论中深化了“诗史”的文化意义。
一“以诗补史之阙”
“诗史”在清初的新变首先就是“以诗补史”，钱谦益、顾炎武等文坛主将积极在各类文本创作中践行“诗”“史”互补的文化留存理念，以《钱注杜诗》为代表性现象。明万历年之前，诗解种数寥寥，至明末清初诗解大盛。个人在时代面前命如朝露，晚明残存的文化局面使得清初文化愈发混乱。
1钱注杜诗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宗主，从文苑地位上来说常被学者们认为是明代复古主义的终结者和清诗开山之人，他为江南地域及虞山诗学的兴起和明清之际诗学中心的形成起到了领袖作用。
同时，在清初“诗史”论域中，与杜诗相关性最大的就是“钱注杜诗”，钱谦益别开生面，对清代诗解及杜诗注的影响深远，以至于对诸家诗解均起到启蒙作用。
古往今来，有两次注杜热潮，发生于宋代和明末清初。钱谦益与宋代注杜时相比既有继承和发展，也有诸多不同。由于杜诗贯称为“诗史”，则注解时必然绕不开杜诗中的“史”。
宋人首先将杜诗中存在历史事实的部分尽量挖掘出来，如《悲陈陶》《悲青坂》讲述唐军与安史叛军在陈陶作战的史实，宋人在正史、杂著、野史中找到了历史依据；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