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正统下的《后汉书集解》
引言
《后汉书》，刘宋时范晔著。《宋书·范晔传》载晔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他在狱中与诸侄甥书说：“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于“过秦论”，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编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体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而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范氏作史，最注重文词，对历史真实就难免有所亏损。正如清人顾栋高所说：范书“比谢承书《东观记》所载人物，去十之四五，····是使可传者，不复显于后世矣！”据隋志著录范晔《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梁剡令刘昭注《梁书》本传作集注，是昭已取范书而全注之矣。《后汉书》的注疏不同于《汉书》，而类似裴松之注《三国志》，唐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就十分着重于补史，但所补仍然缺略很多。
清初惠栋为《后汉书》注疏时，如顾栋高所说：“先生仿裴松之注三国之例，以范史为主，悉本《东观记》及皇甫谧《帝王世纪》，谢承、谢沈、袁山松所撰《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袁宏、薛莹《后汉纪传》为之附，俾事粲然可观，约而不漏，详而不繁。”清代钱大昕著《后汉书辨疑》十一卷、沈钦韩《后汉书疏证》二十卷、周寿昌《后汉书补正》八卷、惠栋《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其分释一篇或数篇者，为数更多，如汪迈孙、全祖望、钱玷、吴卓，信、陈澧之于地理，钱大昕、李锐之于律历，徐松之于西域传等。
在历代注释尤其是清代注释《后汉书》的基础上，王先谦编撰《后汉书集解》以下简称《集解》，他叙述其编撰的目的说：“唐章怀注成于众手，皆以为美犹有憾，国朝惠栋全书补注，刊见粤海堂丛书中，无人为之合并，余服膺此书有年，于遗文奥义，覆加推阐，惠氏外广征古说，请益同人，所得倍夥，爱取而刊行之。”说明此书是合并章怀注与惠栋补注，而以惠注为主。
王先谦于年去逝，在年谱上乙卯岁刊《集解》成，这部书是作为结束他一生事业而匆匆刊行的。但实际上此书并没有完成，据其门生黄山在集解后所写补跋说，王先谦刊此书，“未毕两卷，卒所居凉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属某君总校，既卒，访之，并书无存矣。”黄山完成了三十卷以后，又得到柳从辰的协助，因此在后的校补中有很多精详的考证，对许多问题反复推敲。
在《汉书补注》中列举了同时参订姓氏，集解没有这样做，但实际上王氏弟子或门生在这本书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在校补中说马与龙任郡国，李祖懋任百官，协助黄山整理的则有左震、黄逢元、王正枢、刘鬻等人，说明集解比之补注更是一部集体性著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黄山除任全书总校外，还负责礼仪、祭祀、舆服三志，对汉代典礼作了深入研究，王补则对范书史法史例进行了研究，而柳从辰则刊误正讹也是比较深入的。
王献唐评价集解说，广征博引，堪与惠书相伯仲，则黄山等人所用之功不可埋没。实际上清以前的只有刘分文《东汉刊误》与吴仁杰对刊误的补遗，其他都是清代学者著作。王先谦说：“侯康之《后汉书补注续》，沈钦韩之《后汉书注补》，均主羽翼惠氏，亦有可采者，应不遗。他如陈景云《两汉书举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三史拾遗》、《廿二史考异》、钱大昭《两汉书辨疑》、赵翼《廿二史札记》、洪亮吉《四史发伏》、沈钦韩《两汉书疏证》、周寿昌《两汉书注补正》，于《后汉书》博引旁征，所见有同有异，但经采取，各著其名。”
《后汉书》人物传只是选择历史上有重大功绩或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应该选而未选的，缺略很多。章怀、惠栋注作了补充，《集解》又继续搜集了这方面的材料惠如朱晖传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王先谦以《东观记》有赵勤传，为南阳太守桓虞功曹。史文没有提到，集解连类补充了。
对有些史实也作了补充，如《光武纪》建武四年末惠栋引《东观记》“自莽末天下旱蝗连年，百谷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谷果，以为蓄积，是岁野谷生者稀少，而南亩亦益辟矣”.显示了从大乱至生产逐步恢复的转变情况。
《集解》对《后汉书》中有关名物典章的舛误作了一些订正。有关名物典章制度方面，《集解》中搜集了相当多。仲长统传：法诚篇曰：“事归台阁，三，公备员。”章怀注：“台阁谓尚书也”。惠栋曰：“《唐六典》云：秦置尚书，禁中有令丞常通章奏而已，事皆决于丞相府，汉武宣后稍委任，光武亲总吏职，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王鸣盛云：“蔡邕传邕上封事，以公府与台阁并称，黄琼、黄香传皆谓尚书为台阁。三国魏志王肃传上疏曰：之汉乃初依拟前代公卿皆亲以事升朝，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书五人。盖尚书之官，汉以宦者士人迭为之，公卿之权，分于近幸，而君臣不相接见，上下否隔，祸有不可胜言者。
尚书固为权要，而汉又别有中书，为尚书者士人多，宦者少，中书则皆宦者也。前汉萧望之以前将军领尚书事，而宏恭、石显则中书令仆射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将军，而其要在尚书，故慕、显使郑朋告其罪，必候其假归洗沐方上之。其后魏文帝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孙资为令，各加给事中，遂掌机密，最合中书令之为宰相，始于此矣。王肃传注，兰冶为外台，秘书为内阁黄然则阁台之名本在尚书也，而又属之中书矣。上面所引王鸣盛之考据，已经不限于台阁名词，而对中枢权力之转移作了系统研究支持。
对某些制度创始或终结的注释，也便于认识历史演变。如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十月，其以熹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章怀注：“录尚书事由此始。”“因是以来每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
戴封传：遭伯父丧去官。沈钦韩详考东汉人期功之丧弃官持服风气，而引《通典》说：“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去官，乃令园非父母丧不得去职，由是期功之丧无有解官者矣”
范冉传惠栋目：汉有谒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时，此墓表之始。”郭泰传注栋白：“李吉甫曰周武帝除天下碑，惟林宗碑独留。”这些对风行一时事物始末的叙述，对了解一个时代特有的事物很有作用。
古人撰史重文以载道，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王鸣盛论《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论述，而牧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不仅见于论赞之中，也体现于编纂方法，史材取舍，文辞抑扬之中。
有关史例、史法、史意，《集解》对此颇多阐发和论辨。新市平林起义胜利后曾推举刘玄称帝，并且更始年号，光武帝纪在光武即位之前也用更始纪元，又另为刘玄立传。《史记》有《项羽本纪》，而《汉书》不为项羽立纪。更始是否应立纪的问题，从东汉中叶张衡起至《集解》作者王先谦、黄山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衡、袁宏、刘知儿、王先谦都主张应为更始立纪。如袁宏说，更始“号令尊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反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飨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定矣”。
钱大昕、王鸣盛以及黄山等则认为《后汉书》处理是得当的。钱大昕说：“南阳宗室同时举义，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见戮，光武势不能安，虽受更始官爵，亦由汉高之于义帝耳。更始前无所承，后无所授，始则因人以成事，继遂失道而败亡。史学恶王莽之篡，黜地皇而纪更始之年，因为得之。若欲列之本纪，则失地之居春秋所贬，宣宜跻于中兴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传首，篇中称字不名，准以史法，最为得中”两种见解都是从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观点出发，各有所偏。
立传也有其褒贬意义，如郑玄不入儒林而与张纯、曹褒合传，王鸣盛说：“传次张纯、曹褒之后，此有深意，正是极尽尊崇。盖纯、褒皆汉名臣，手定典礼。康成终身处士未尝一日登朝，乃跻之使与并列。此与司马子长进孔子世家义同。”
王先谦补论刘表与袁绍合传云：“盖以维雄幽冀，表据荆湘，谓可畸龁曹瞒，摧其逆谋也。与此嵩隽合传，同为史法所在。而皆以偏爱丧业，覆辙相循。”
褒贬也有寓于笔法之中，如胡广传王鸣盛论曰：“蔚宗于胡乃别一种笔墨，冷讥毒刺寓于褒贬夸誉之中”，“在公台三十余年，每逊位辞疾及免退归里，辄复升进，鄙夫情状，曲曲道破。”马融传也是如此。王先谦补充说：“范氏所以追踪马班，正赖有胡广、马融等传耳。”
引起激烈争论的荀或与郭泰、孔融合传问题。《集解》说：郭泰、孔融“公业谋杀董卓，北海积忤曹瞒，卒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猥与荀或合传，而反以此义褒或。由是沫水有仁过管仲之称，东坡有道似伯夷之誉，皆袭取范史之谬，而拟不于伦者也。”范晔论荀说：“方时运之屯道，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荀或是处于可解决的矛盾中，要“济生民”，只有帮助曹操消灭割据势力，曹操的势力增大就必然夺取汉政权。范晔、司马光、苏轼都是从“济生民”这点上肯定荀或，而为他的悲剧处境痛心。
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孔子称管仲之仁，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或舍魏武，将谁事哉。”王先谦把忠于一姓放在济民之上，而这些又是在民国时代讲的，可见其封建顽固派的立场。《后汉书》列传颇多取自家传，在《崔驷传》下钱大昕评曰：“此传叙述家世，词多溢美，盖由东观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旧文，不加芟削，未为有识也。《东观记·儒林传》有崔篆，乃元嘉初增入，其时崔寔为史官，即篆之孙也。”诸如此类据家传写的如荀淑、陈寔、陈宠、曹腾等东汉魏晋门阀士族家传之溢美不实，《集解》颇多揭发，特别是在荀或问题上争论更多，如荀爽谋杀董卓是荀氏进京等等。
东汉社会风气虚伪造作，许多人因此获得声誉。范晔是根据东汉人撰写的人物传记编撰《后汉书》的。如独行传有陈重、雷义，钱大昕曰：“按袁敞传言尚书郎荣济、丁盛立行不修，张骏欲举奏之。二人恐，因陈重、雷义往请骖，骏不听。因私共赂侍史，使求骏短，得其书封上之。”这说明了为什么后人赞颂东汉风气之美，而终不免导致社会崩溃。范书所表彰的节义，有很多是应该打上问号的。对于循吏政绩的表扬，也有很多虚假，宋均传均为九江太守，虎相与东游渡江。沈钦韩引应劭正史：“若均登据三事，德被四海，虎岂可抱负相随至鬼方绝域之地乎。”沈钦韩以为“虎渡江一事为刘平、刘昆、宋均皆有之，是东汉风尚榜标，名浮于实”。
由于《后汉书》根据多种史料汇编，相互矛盾之处不少，如赵典传说赵典病卒，而谢承书赵典因煊党锢之祸下狱自杀，袁宏纪以陈窦事被祸人名中无赵典。洪颐莹书八俊赵典下：“天下英才赵仲经”，岂有同名者复同字。再如范康传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校补曰：“案俭杀览母惟见此传及袁纪，而俭本传不载，孔融俭碑亦不叙此事，宦者传且明著览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不云母为俭杀。《通鉴考异》已辩之矣。而惠氏于俭传反谓俭实先杀览母，而后奏其罪恶。故侯康极论其非，周寿昌亦同侯说。”又如党锢传李膺杀张戍、郭泰哭八隽，及尹勋事绩，均与本传歧异。《集解》以为“盖范氏撰《后汉书》实先成诸总传按指党锢、儒林、宦者诸传，未及厘订勘合而卒，故总传所传往往有与本纪及他传歧异者。”
《集解》对范书校勘不仅校对版本，勘合纪传异同，而且也应用逻辑推理，如孝献纪廿二年夏六月华歆为御史大夫，是魏御史大夫，误入汉记。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魏王丕受禅往返辞让的时间。
郑玄传弟子王基，玄卒时基仅二十一岁，不能为玄弟子。皇甫规传陈蕃。杨秉、李膺、张奂均规所教授，计年辈不能是规弟子等等，纠正甚多。《集解》对章怀注也有纠正和补充，有的是在清儒辨伪辑逸工作基础上作出的，如班固传西都赋：范氏施御，弯不诡遇，章怀以范氏为赵简子御，引孟子王良事。惠栋以为典出括地图，夏禹使范氏御两龙。杨震传：杨赐上疏：极槃游之荒。章怀引书：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柳从辰以为引晋世伪古文，非桓君章句所有。在地理、人物、训诂方面也纠正了章怀很多错误。在版本方面做了详细的校对工作。
王先谦所用是常熟毛氏波古阁本，与清廷官本校对，并参阅其他版本。如孝献记建安十一年，济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邯陵、济阴、平原八国皆除。王氏曰：官本济北作齐。钱大昕曰：考诸王传：齐王承、济北之政等八王皆于建安十一年国除，汲古本有：济北而无齐，闽本有齐而无济北，两本俱有济阴，皆误。今案济北，闽本、官本作齐，则监本之作齐可知。《通鉴》据北宋监本与今官本同。侯康据《通鉴》胡三省注，济阴范书原文是济北。
光武十五传，广陵王荆诈作郭议与东海王强书，“今天下争欲刻贼王以求功。”王氏曰：官本此下有“宁有量邪，若归并二国之众，可聚百万，君主为之主，鼓行而前”二十四字，此误。郭林宗传：“初太始至南州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太以是名闻天下。”钱大昕说：“予初读此传，至此数行，疑其词句不伦，蔚宗避其父名，此独书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二疑也。叔度书字而不书姓，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词意重沓，四疑也。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今本皆像入正文，惟闽本犹不失其旧。闽本系明嘉靖己酉岁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于宋刻，较之它本为善。”
结语
总之，《集解》在资料的汇集和考据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王先谦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想利用古史资料和考据学作为坚守封建宗法思想的阵地的手段，为其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政治服务，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战线上起了极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