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三国（杨简）两汉四百载，分为魏蜀吴。曹操始居邺，刘备据成都。孙权在金陵，鼎足互相图。曹操前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将自己放在了正义的一方。这样做其实既有益处也有弊端。益处自然不用说，曹操举着“汉室”的金字招牌，干什么事情都名正言顺，封的官也含金量十足，更容易招揽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才。但曹操并不是忠于汉室的人，无论他自己想不想称帝，他想要架空汉室，独掌大权的事情肯定是没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就与汉献帝以及一些忠于汉室的人发生冲突。所以在曹操控制范围之内发生叛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魏讽谋反案”。“魏讽谋反案”的时代背景：曹操事业陷入低迷“魏讽谋反案”发生于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年）九月，此时曹操的事业陷入了低迷，受到巨大的挫败。首先是对刘备的战争的失利。在建安二十四年初，刘备斩杀夏侯渊，在汉中掌握了主动；在同年三月到五月，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不得不撤军回长安。这次失败对于曹操来说，无论是军队士气、关中民力和个人威望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挫败。刘备正是凭借“汉中之战”的胜利进位汉中王，在爵位上已经和曹操平起平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夏侯渊与刘备战於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夏五月，引军还长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汉中之战”的失利已经让曹操非常不爽，另外在同时期还发生各种各样事端，很多是“汉中之战”带来的连锁反应。小编在下面分列出来。一、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其实在“汉中之战”前，或者说“汉中之战”（“汉中之战”不仅仅指曹操与刘备的对峙，还包括前一年的“下辨之战”）之间，关羽已经有北伐的念头，策反宛县侯音。这次可能是对“汉中之战”的呼应；等到刘备彻底拿到汉中，刘封、孟达占据“东三郡”，关羽于是发动“襄樊之战”。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目的就是拿下襄阳、樊城，将荆州、益州形成三角相连的一个整体。并且关羽前期取得了巨大优势，利用水利擒获于禁的三万大军，樊城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二、群盗叛乱早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年），由于厌恶“汉中之战”的劳役，在弘农郡陆浑县就发生了叛乱。后来关羽发动北伐的时候，在梁县、郏县也存在叛乱。梁县、郏县、陆浑县的叛军都选择联合关羽，在许昌西北部活动，配合关羽在南面的威胁，给曹操造成不小的压力。《三国志·魏书·管宁传》附列《胡昭传》：“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狼等遂南附关羽。”《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另外还出现一件事，关中营帅许攸（不是那个称呼曹操阿瞒的作死小能手）仗着自己有军队对曹操不服从，曹操迫于当时形势，最后也不得不选择拉拢、安抚许攸。从这件事上就可以折射出曹操当时的处境。《三国志·魏书·杜袭传》：“时将军许攸拥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遂厚抚攸，攸即归服。”在这样一种外忧内患的情况下，魏讽等人选择发动兵变。“魏讽谋反案”的过程虽然当时的处境对魏讽比较有利，但整个谋反的过程却乏善可陈。魏讽是沛国人，一说是济阴人，有学者认为沛国当是，因为曹操也是沛国人，钟繇作为魏相国辟魏讽为西曹掾，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魏讽有口才，善于交际，结交很多人。在曹操的大军留驻关中的时候，魏讽打算与长乐宫卫尉陈祎发动兵变。不过目的不是在汉都许昌，而是在魏都邺城。结果陈祎感到害怕，向曹丕如实上告了魏讽的计划。曹丕立刻采取行动，诛杀了魏讽。这次兵变就这样胎死腹中了。《世语》：“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鄴。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魏讽谋反案”的处理结果“魏讽谋反案”事发的时期是非常时期，又是谋反性质的大案。在曹操没有回来之前，曹丕当然严重处理这次案件，可能还扩大了打击范围，顺藤摸瓜抓出几十个与魏讽相关的人，大多数处死，也有一部分在狱中，想要继续拷打出其他人。其中有名有姓的人（小编才疏学浅，可能有疏漏，只能找到这几个）有文钦、张泉（张绣之子）、宋衷（名士）子、王粲子、刘廙、刘伟（刘廙之弟），另外还有辟请魏讽的钟繇，以及防护不力的杨俊。其中钟繇被免官，杨俊被贬官；张泉、刘伟、宋衷子、王粲子被诛杀；文钦和刘廙也是马上就要诛杀的。《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数年，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三国志·魏书·徐奕传》：“魏讽等谋反，中尉杨俊左迁。”《三国志·魏书·张绣传》：“子泉嗣，坐与魏讽谋反诛，国除。”《魏略》：“（宋衷）其子与魏讽谋反，伏诛。”《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魏书》：“魏讽反，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三国志·魏书·刘廙传》：“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不过曹操回来以后，并没有像曹丕那样广泛打击，反而保护了一些人。像文钦和刘廙本来是要处死的，但是被曹操赦免。另外对于王粲两个儿子的死，曹操也表示出惋惜，如果自己早点回来的话，也是可以赦免的。《三国志·魏书·刘廙传》：“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魏书》：“太祖以稷（文稷，文钦之父）故赦之。”《文章志》：“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分析与思考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曹操和曹丕对“魏讽谋反案”的处理态度上的差异。相较于曹丕而言，曹操无疑是更谨慎，也更宽容一些。曹操当然不是一个大善人，在一年多以前发生的“金祎谋反案”中，曹操也是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小编以为，曹操的态度上的转变来自当时的形势。“魏讽谋反案”发生时的形势虽然不像“官渡之战”时那样艰难，但对曹操也很是不利。刘备尽取汉中，关羽威震华夏，群盗虎视眈眈，曹操甚至起过迁都河北以避祸的念头。在这种特殊时期下，曹操要考虑的不是借机进行清洗，从而导致人心骚乱，而是如何避免再发生事端，安抚人心，所以对“魏讽谋反案”的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考文献：《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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