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陈是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的最后一个朝代，大体上与北朝的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处于同一个时期，为陈武帝陈霸先于陈武帝永定元年代南梁所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其疆域大体上在江陵以东、长江以南、交趾以北地区。
南朝至陈，经历了侯景之乱及与王僧辩的连年战争，国力已非常衰弱，其立国之初就存在着先天不足，在当时对峙的三国中处于绝对的守势地位。南陈的文人士子，大多由南梁入陈，南陈文的创作自然延续继承了南朝尚重辞采、崇扬用典属对、绮靡华艳的文风，并愈加走向极致化。
南北朝的文学成就公认以南朝为高，南北朝文的创作亦是如此，南陈文的创作承继了南齐、南梁文学发展的余绪，虽然没有形成自己区别于其它南朝时期文学的鲜明特色，但南朝士子雅尚文学的传统氛围、深厚的文学土壤以及宗室对文人、文学的尚重提倡仍使得南陈文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但时至南陈，南朝文重视辞采华丽、用典属对的传统愈加走向极致，对为文形式美的过分强调与重视导致了南陈文的许多作品文质不相谐应，内容空洞虚浮，这与延续北朝文学传统，风格清新刚健、内容质实充盈的东魏北齐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作品分布的均衡与集中东魏北齐文的作品分布是相对较为均衡的，这也与大多数其他历史时期的作品分布相类似。但南陈文的作品分布与西魏北周文一样比较特殊，作品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但具体原因又有不同。
西魏北周文学作品分布的集中是因为西魏北周本土作家的创作水平相对较低，故而作品多集中于创作水平较高的由南入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身上，而南陈文作品分布的集中是因为南陈存续短暂，前后仅三十余年，又处于南朝国力最为衰弱时期，虽然整体仍有较高的创作水平，但作品仍然集中于少数突出优秀作家如徐陵等人的身上。
另外，由于身份特殊及公务需要，南陈帝王大都存有较多的诏书册令等应用文字，虽然南朝国主如陈叔宝等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但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由侍从文人所代作的，这与纯粹的文学创作有较大的不同，这也是南陈文作品分布集中的另一重要原因。
南陈文今存共计篇，其中存世作品数量最多的徐陵、陈蓓、陈叔宝、陈顼四人分别存文81篇、43篇、38篇、34篇共计篇，占整体南陈文存世作品数量的二分之一还强，而单徐陵一人存世作品的数量就占整体南陈文存世作品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南陈文作品分布的集中与东魏北齐文分布的相对均衡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的。
二、清新刚健与绮靡华艳南朝至南陈，经历了侯景之乱及与王僧辩的战争，国力己非常衰弱，南梁的许多文人士子，或因战乱入北齐与北周，或在战争中死于非命，南陈的文学创作也因此进入低潮。早期的南陈文人，基本上都是由南梁入陈，故而大多延续继承了南朝尚重辞采、崇扬文学形式美的绮靡华艳文风，并愈加走向极致化，这与东魏北齐总体上承传北朝清新刚健文风的特点有着本质的不同。
由于历经丧乱导致的南陈文士的凋敝，《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南陈文学发展时说，“南朝六代，至陈而终，文章亦至陈而极敝。其时能自成家者，诗惟阴铿、张正见；文则徐陵、沈炯以外，惟江总所传稍多”。
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南陈文的创作在总体成就上以徐陵为最高，其他诸如沈炯、周弘让等人也有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但在六朝文创作的总体成就上是居于末位的。总体上仍然继承延续了六朝文绮靡华艳的文风，这与在文学创作上总体承传北朝，呈现出清新刚健文风的东魏北齐文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质实充盈与空洞浮华东魏北齐文的创作特别是东魏北齐文早期的创作大多延续着北朝文一直以来的文学传统，崇尚内容上的质实而不重虚辞，虽然后期的创作也逐渐学习南朝文学尚重辞釆修饰、属对用典等重形式美的特点，文章创作变得愈加辞采清丽，但一直很好地保持了北朝文学文章创作质实有物的特点，内容上句句落在实处，后期的文章创作虽亦愈来愈注重辞采修饰，但能恰到好处而不过分，使得文与质相谐应。
而南陈文的创作则继续沿袭了齐梁以来尚重形式华美的文风，并愈加走向极致化，这固然使得南陈文的篇章大都辞采斐然、流光溢彩，但对辞采绮丽华艳的过分强调和追求，时或流于炫技，很多时候导致文章内容空洞而无所指陈，空有形式的唯美而失却了内容上的质实，使得文章虚浮而言之无物。
如在同样在南北朝文作品中都占有很大比例的章表奏议文的创作上，东魏北齐文与南陈文在内容的质实上就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东魏北齐的奏议文虽然也注重辞采的华美与文章的形式美，但并不以此为重，大多就事论事，围绕论议的中心主题展开，直陈其见。
如杨愔、邢劭所共作的《奏立明堂太学》一文，从上古夏周以至魏晋废立明堂太学影响国家兴亡更替的大处着手，历陈文教礼乐的深刻意义，指陈本朝国子寺的时弊，“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后引用刘向之言论议立明堂太学之必要性。词锋犀利，字字见血，文章着重在内容上的充盈以及论证逻辑上的以理服人，句句落在实处。
又如崔昂的《上书极言得失》一文，乃是奏议屯田以供给军国资用之事，文章以论证历史上魏晋实行的屯田政策利益军给的实效开篇，“屯田之设，其来尚矣。曹魏破蜀，业以兴师；马晋平吴，兵因取给”，紧接着就分析朝廷所面对的当前严峻形势，“朝廷顷以怀、洛两邑，邻接边境，薄屯丰稔，粮储以赡。准此而论，龟鉴非远。其幽、安二州，控带奚贼、蠕蠕；徐、扬、兖、豫，连接吴越强邻”，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得不面对“实藉转输之资，常劳私籴之费”的窘况。
最后详陈实行屯田政策具体执行的解决之道，“诸道别遣使营之，每考其勤惰，则人加劝励，仓廪充实，供军济国，实谓在兹……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乞勒群司，务存获实。如此则有息将来，必无枉滥”，文章完全是围绕屯田政策这个核心主题来展开，字字句句都是在分析国家形势与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具体的施行，无一字一句靡费赘余之言，鲜明体现了东魏北齐文内容质实的特点。
东魏北齐章表奏议文的创作，大类如此，在内容上几乎所有的篇章都是质实充盈的，虽然某些作品可能会略显质朴无文，但同样也有较多辞采与质实相谐应的优秀作品。
而南陈文的作品则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虽然在内容上理应注重质实充盈的章表奏议文在南陈文作品中仍然占有较大的数量，但整体比重明显要小于东魏北齐文，这也是东魏北齐文学创作尚重文章的质实致甩而南陈文更注重文学形式美的具体体现。
而且即使在数量相对较少且本就要求内容质实有物的章表奏议文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出南陈文过分强调辞采绮丽、用典属对等追求文学形式美的特点，导致了很多篇章呈现出内容上的空洞浮华的特点。
如徐陵的《劝进梁元帝表》一篇，乃是徐陵在梁元帝萧绎命王僧辩平定侯景之乱后，劝进帝位而作。这篇文章虽作于徐陵尚仕梁时，但仍被收入《全陈文》中。早期的南陈文人包括徐陵在内大都是由梁入陈，前后文风并无太大变化，而且在辞采内容的绮靡浮华上愈加走向极致，这篇文章在探宄梁末陈初总体文风上极具代表性。
“劝进表”这类文章虽不免歌功颂德的颂圣之词，但文章对梁元帝的称颂夸耀实在有过分阿谀奉承之嫌，这与在历史上并非雄才大略的梁元帝生平委实不相衬应，且占了很大篇幅，未免流于空洞浮华。
如是过分夸耀颂扬的文字充斥全篇，虽然辞采华美、典雅句工，但表文并不从当前的政治形势出发，论证利弊得失，而一昧连篇累牍地敷以奉承之虚文，使得文章的绮丽华美徒有其表，而无实质内容。
又如沈不害的《上文帝书请立国学》一篇，虽与北齐杨愔、邢劭所共作的《奏立明堂太学》一篇所议事同，但文风却截然不同。沈不害的这篇文章，篇幅较长，达千余字，虽亦以奏请立国学为目的，但文章颇多与之无关的虚文与颂圣之词，如“陛下继历圣统，握镜临宇，道洽寰中，威加无外，浊流己清，重氛载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
歌颂之词显得过分夸饰且与主题完全无关，文章还刻意追求辞采的华美、用典的繁复、形式的骈俪，“执礼自基，鲁公所以难侮，歌乐己细，郑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成而淮夷服，长想洙泗之风，载怀淹稷之盛，有国有家，莫不尚已”。
虽然富有辞采，使事用典与主题相关，但未免太过刻意，对形式美的过分追求反而冲淡了其说服力，这与《奏立明堂太学》一篇紧紧围绕主题以质实充盈的逻辑论证来申明核心有很大的不同，未免显得文章虚文过多而流于空泛。
总结继承了北朝文清新刚健、质实充盈传统的东魏北齐文与延续南朝绮靡华艳文风的南陈文，在传世作品的总体风貌上区分明显，很多方面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特征。作品分布的均衡与集中、文风的刚健与绮丽、内容的质实与空洞是其在总体风貌上最突出的差异。但尽管如此，承传了齐梁文一度成就十分突出的南陈文，仍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